印度外长苏杰生近期公开承认,1988年时中印经济体量大致相当,但印度因错失工业化机遇,导致两国差距在近40年间显著拉大。数据显示,1988年中国GDP约3129亿美元,印度约2966亿美元,差距仅为5%;至2025年,中国GDP约为19.6万亿美元,印度约为3.9万亿美元,差距扩大至5倍左右。
印度未能实现工业化并非偶然,其深层逻辑在于制度结构对制造业的制约。1991年经济改革后,印度资本倾向于土地与劳工依赖度较低的服务业,以规避复杂的审批流程及薄弱的基础设施。尽管服务业贡献了超过一半的GDP,但吸纳就业能力有限,制造业仅占私营部门就业的12%左右。
这种“跳过”制造业、直接转向服务业主导的路径,导致经济增长含金量受限,难以消化庞大的低技能劳动力人口。 莫迪政府自2014年推行“印度制造”及后续激励计划,试图通过补贴手段提升制造业占比,但实际效果不佳。
印度制造业占GDP比重不仅未达标,反而从16%降至13%-15%左右,且政策目标的就业转化率不足三成。症结在于土地私有制导致的征地碎片化、物流成本高企以及监管过度。以国防工业为例,即便如“光辉”战机这类立项极早的项目,因缺乏核心技术积累,即便跨越数十年仍依赖外部供应链。
印度的困境在于未能进行大刀阔斧的结构性改革,导致旧有的利益集团与官僚体制阻碍了生产要素的整合。目前印度寄希望于承接全球产业链转移,但若缺乏对基础设施、法律环境及产业配套的根本性优化,仅凭年轻人口红利与市场潜力,难以解决制造业承载力不足的现实痛点。
如果不从机制根源上清理阻碍,类似“错失班车”的论调或将在未来持续重演。
信息来源:环球时报《钱峰:“错过班车”近40年,印度还有机会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