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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心!令人愤怒!台湾人给二战日本士兵办慰灵祭。 这种情绪我完全理解,但骂完之后得

恶心!令人愤怒!台湾人给二战日本士兵办慰灵祭。 这种情绪我完全理解,但骂完之后得把账算清楚,否则火气烧完什么也没留下。这场在屏东恒春猫鼻头潮音寺年年上演的“巴士海峡战殁者慰灵祭”,早在二零一四年就开始办,起初是遗族和民间团体的私人追思,后来规模一年比一年大。

到了二零二五年二战结束八十周年那一届,一百七十名日本死者后人从日本赶来,面朝巴士海峡献花,日本厚生劳动大臣福冈资麿的悼词由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代表代读。二零二六年,自民党众议员新藤义孝又以现职议员身份到场致吊辞。

从私人悼念到官员文书,再到现职议员站台,这条线走得并不隐蔽,两年跨出两步,方向清清楚楚。

真正让人不舒服的地方,在于叙事的偷换。这类慰灵只讲青年怎样惨死、船怎样沉、家属等了多少年,却不讲船队为什么出发、这些人穿着谁的军装、手上沾过谁的血。普通士兵未必有选择权,个人的死亡值得叹息,但死亡不能自动洗掉军事行动的侵略性质。

把加害一方的损失包装成唯一的悲剧,是对历史顺序的颠倒。巴士海峡那十几万战死者,死因是美军炮火,身份是日本侵略军的成员,这两件事同时成立,缺一不可。

更要紧的是台籍日本兵这笔账。按日本厚生省战后统计,一九三七到一九四五年间被征用的台湾军人、军属和军夫合计二十万七千余人,其中正式兵员八万余人,军属军夫十二万余人,战死及病死三万零三百零四人。

他们是怎么进去的?先是一八九五年《马关条约》割台,接着五十年殖民统治,再来皇民化教育、改姓名、禁母语,一九四二年陆军特别志愿兵制,一九四三年海军特别志愿兵,一九四五年全面强制征兵。

高砂义勇队那批原住民青年更惨,几千人被送进新几内亚、菲律宾的绞肉机,生还者只剩三分之一,多数还带着终身残疾。这是受害者叙事的第一层,也是真实的一层。

可同一批人里,有相当数量是被编入日军序列、跟着侵略步伐走进大陆和东南亚的。战后有一百七十多名台籍日军被盟军法庭判罪,二十六人被判死刑。他们的灵位,连同约两万八千名台籍战死者一起,被写进靖国神社的《灵玺簿》,与东条英机那批甲级战犯同处一室。

高金素梅从二零零二年起带着遗族七赴东京“还我祖灵”,要求分祀或迎回,得到的答复始终是推挡和拒绝。

靖国神社用的是神道教合祀制度,没有独立牌位,名字一旦登记在册就是集体祭祀,移灵会触怒英灵这套说辞,等于把受害者的后代锁在加害者的祠堂里。这是第二层,也是荒诞的一层。

所以问题就卡在这里:当台湾有人为日军战殁者献花时,他献的到底是哪一层?如果献的是被强征的叔公、舅舅,那是家祭,任何人无权嘲笑一个家庭对亲人的思念。可一旦摆上官方致辞、议员吊辞、政府悼词,性质就变了。

蔡英文二零一六年那场“追思纪念台籍老兵秋祭”,把台籍国军、解放军和为日本效命的台籍日军放在同一个祭坛上,当时就被批评为混淆是非、淡化侵略。苏嘉全以台湾日本关系协会会长身份在慰灵祭上讲共同追思、讲台湾作为热爱和平的国家要与日本等伙伴合作

话锋一转落到的不是亡者,而是所谓国家身份和伙伴关系。这不是慎终追远,是拿殖民伤痕给政治路线交投名状。

这里必须分清责任,不能一刀切,也不能一笔抹平。被强征者是殖民体制的受害者,但这不能为整台战争机器翻案;军属家庭可以怀念亲人,但这不能证明殖民统治有过温情。日本先夺走土地、语言和选择权,再把人送进军营,战后又以非国民为由拒付抚恤

拖到一九八七年才靠议员立法给遗族每人两百万日元,而日本本国军人的抚恤标准至少在四千万日元量级。如今右翼又借台籍死难者证明台日共同记忆,等于对同一段苦难进行第二次消费。这三件事连起来看,谁在消费谁,一目了然。

岛内这套历史观不是自然长出来的,是有路径的。先把一九四五年说成战争自然结束,回避中国战场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再把殖民者转成合作伙伴,把抗日先烈的牺牲挤出公共记忆;最后借日本政客的悼词,为所谓主体性寻找外部承认。

对照一下另一边的动作:二零二五年十月二十四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把十月二十五日设立为台湾光复纪念日,以法律形式确认台湾光复是抗战胜利的重要成果、是中国政府恢复对台湾行使主权的铁证。

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不能被包装成普通神社,现职议员的到场也不能伪装成无立场的行为。反过来,大陆这边的纪念同样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上,台籍日军的悲剧长期处在叙事的边缘地带,这块空白不补上,解释权就会一直被别人垄断。

最该记住的一句话很简单:殖民者的最高野心,是让受害者主动为侵略者献花。这句话刺耳,但它解释得通为什么一场祭典能引发这么大的怒火。

剩下的交给史料馆的档案和潮音寺门前的海风。时间从不替喊口号的人作证,只替干活的人记账。

信息来源:央视网(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谢郁、刘宏访谈),题目《靖国神社与台籍日本兵灵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