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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邱行湘已经54岁了,原74军军长邱维达见他还是单身,就说:“有个30

1961年,邱行湘已经54岁了,原74军军长邱维达见他还是单身,就说:“有个30多岁的女工,人不错,会做红烧肉,要不试着相处看看?”


1961年入冬,南京,邱行湘住在南京市政协安排的一间平房里,屋角堆着过冬的煤球,窗玻璃上结了层白霜。


他那年五十四岁,早上六点准时睁眼,被子叠成四方块,床单拉得不见褶子,这是几十年军旅生活留下的惯性,改不掉。


可一到夜里,屋里静得只剩下煤炉里炭火的噼啪声,他就坐在藤椅上,听收音机里的京剧,听到犯困才敢上床。


邱维达推门进来时,带进一股冷风,两人是溧阳同乡,又沾点同族,早年在国民党军队里各领一支人马。


邱维达当过整编第七十四师师长、第七十四军军长,资格老些,1950年代便在江苏政协工作,比邱行湘早几年回到社会。


他手里拎着个铝饭盒,往桌上一放,掀开盖子,里面是切得方方正正的红烧肉,酱色红亮,肉皮微微发颤。


“尝尝,苏南做法。”邱维达递过筷子。


邱行湘夹了一块送进嘴里,肥的部分已经炖化,瘦的部分还留着一丝嚼劲,酱香里裹着点冰糖的甜味,他埋头连吃了三块,才想起来问:“谁做的?”


“一个女工,南京袜厂的,三十多岁,姓张。”邱维达看着他,慢条斯理地说,“人家让我带一碗给你尝尝,没说别的。”




没过几天,邱维达再来,身后跟着个女人,她穿一身藏青色工人装,头发在脑后挽了个髻,手里提着网兜,里面装着五花肉、白菜和几块生姜。


邱维达简单介绍:“这是张玉珍,这是邱行湘。”


张玉珍没多寒暄,把菜拎进厨房,挽起袖子就干活,邱行湘那间屋子东西不多,但张玉珍还是找出了不少积灰的角落。


她蹲在床边,把床底的旧书报一摞摞拖出来,拍了灰,码整齐;又打了盆水,擦桌子擦椅子,抹布拧得水声哗哗。




大约一个钟头,厨房飘出油烟味,张玉珍端着盘子出来,一盘红烧肉,一盘炒白菜,一碗咸菜冬笋汤。她把围裙解了,说:“邱先生,你趁热吃,我回厂了。”


邱行湘愣了一下,邱维达在桌下踢了踢他的腿。邱行湘这才开口:“要不,一起吃点?”


张玉珍摇摇头,说下午还有班,拎着空网兜走了,门带上时很轻,没发出多大响动。
邱维达夹起一块肉,含混地问:“你觉得怎么样?”


邱行湘盯着那盘红烧肉,肉块上的酱汁正慢慢凝成一层薄薄的膜,他说:“挺实在的一个人。”


之后,张玉珍又来过几回,有时是送一罐腌的雪里蕻,有时是帮邱行湘拆洗棉被。


邱行湘发现,这个女人话不多,手里永远有活,他在桌前写文史资料,她就坐在不远处纳鞋底;


他看得入神忘了时间,她也不催,只是把凉了的茶端走,换一杯热的上来。


腊月里,邱维达把邱行湘拽到夫子庙一家茶馆。八仙桌上摆着瓜子,邱维达开门见山:


“张玉珍那人,早年男人没了,一个人拉扯孩子,在袜厂做工,手巧,心也善,你都五十四了,还想单到什么时候?”


邱行湘转着茶杯,茶叶在杯底打转,他说:“我比她大整整二十岁,又坐过那么多年牢,怕耽误人家。”


“什么耽误?”邱维达把茶杯一顿,“你现在拿国家工资,写史料,是正经工作,人家一个女工,没嫌你历史复杂,你自己倒先打退堂鼓。”


邱行湘沉默了一会儿,说:“那,你帮我问问?”


邱维达指着他的鼻子笑:“用不着我问,人家要没那个意思,能一趟趟给你送红烧肉,给你拆被窝?”


婚事定在来年开春,没铺张,就在邱行湘的住处摆了两桌,请了几个特赦后相熟的旧友和政协的同事。


张玉珍下了班就钻进厨房,灶台上炖着红烧肉,砂锅里煮着鸡汤,炒勺翻得叮当响。邱行湘穿了套新做的中山装,风纪扣系得严严实实。


张玉珍从厨房出来,看了他一眼,走过去伸手给他松了一颗扣子,说:“勒着脖子,气都喘不匀,还怎么敬酒?”屋里的人一阵笑,邱行湘也跟着笑,脸有点红。


那些年,与邱行湘一样获得特赦的国民党将领不在少数,杜聿明在北京安了家,王耀武当上了文史专员,宋希濂后来还参与了促进祖国统一的工作。


国家给他们安排了职务,发了工资,让他们从战犯变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邱行湘有时跟张玉珍说起功德林的那些年,管理员给他治牙疼,冬天给他发新棉衣,他原先以为这辈子就算完了,没想到还能在南京成个家,夜里回来有口热饭。


邱行湘后来活到八十八岁,张玉珍一直陪在身边,晚年的邱行湘腿脚不便,张玉珍就推着轮椅带他在南京城里转悠,经过夫子庙那家老茶馆,经过政协的旧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