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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白崇禧病逝,蒋介石去吊唁,在灵堂上问白家人有何困难,白崇禧的小儿子说

1966年,白崇禧病逝,蒋介石去吊唁,在灵堂上问白家人有何困难,白崇禧的小儿子说:“白家子弟有困难也会自己解决,不会求人!”


1966年12月1号晚上,台北松江路127号的白寓静得反常,副官推门进去送药,发现白崇禧歪在卧室床上,已经没了气息。


医生后来说是冠状动脉梗塞,七十三岁的心脏说停就停了。


消息传出去,台北的军政圈子波澜不惊,毕竟这位桂系巨头到了台湾之后,已经坐了太久的冷板凳。


倒是白家上下忙成一团,灵堂就设在自家客厅,香烛点起来,老式的留声机停在角落里,屋里屋外像是两个世界。


公祭定在了12月5号,那几天台北总是飘着细雨,空气里有一股潮湿的木头味。


来吊唁的人三三两两,有当年从广西跟出来的旧部,有回教协会的代表,也有一些说不上名字、只是来露个脸的官员。


灵堂正中间挂着蒋介石送来的挽额,黑底金字,写着“轸念勋猷”,这四个字挂在那儿,总让人觉得有些说不清的味道。


到了下午,街口忽然戒严,宪兵把行人赶到马路两侧,蒋介石的车队到了。他下车的时候穿着深色长袍马褂,脚下是一双黑色布鞋,随扈跟在后面,手里捧着祭香。


蒋走进白家大门,穿过窄窄的院子,踏进了灵堂,他先在灵前行了三鞠躬礼,动作不快不慢,然后接过侍从递来的线香,插进香炉里。


青烟升起来,他盯着白崇禧的遗像看了几秒钟,那是一张穿着军装的老照片,眼神很硬。


转过身,蒋介石的目光落在灵堂右侧站成一排的白家子弟身上,白崇禧的夫人马佩璋几年前已经过世,这时候站在那里的全是儿子和儿媳。


蒋介石往前走了两步,停在白家幼子面前,这孩子当时不过二十出头,身板笔直,穿一身黑色丧服,两只手贴在大腿两侧。


蒋介石开口了,声音不高,带着一点江浙口音:“家里可有什么困难?”


这话问出来,灵堂里原本隐约的啜泣声都停了。


困难?白家这些年有没有困难,在场的人心里都有一本账,白崇禧1949年底从海口飞到台北,这个决定让李宗仁都大感意外。


到了台湾,他名义上是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实际上连个像样的办公室都懒得去。


更不必说寓所外头常年停着几辆不换班的车子,附近杂货店的老板都知道,那几个天天坐在门口看报纸的陌生人,其实看的是白家的门。这些情形,蒋介石不会不知道。


白家幼子抬起头,眼睛直直地迎上去,没有躲闪,他回了一句:“白家子弟有困难也会自己解决,不会求人。”


声音不算大,但咬字很清楚,灵堂里前后几排都听见了。


蒋介石听完,脸上没什么变化,只是嘴唇抿了抿。


他原本垂在身侧的手抬了起来,似乎想说什么,又或者想做个手势,但只是在半空停了一停,最后落在年轻人的肩膀上,轻轻拍了两下。


那两下拍得很轻,像是长辈对晚辈的安抚,又像是别的什么意思。随后他收回手,朝白家其他子弟点了点头,转身走出灵堂,进到出,统共不到一刻钟。


白家的其他儿子里面,白先勇站在稍远的地方,那时候他快三十了,在台大外文系当老师,已经写完了《玉卿嫂》,正埋头准备后来的《台北人》。


他看着这一幕,没说话,只是在蒋介石走后,走过去拍了拍弟弟的后背。


白家的儿子多,白崇禧一生有十子,散在各地读书做事,吊唁那天能聚齐的也不多。但这兄弟几个有个共同点,后来真没谁靠着父亲的老招牌在外面讨生活。


白先勇后来去美国,拿奖学金,教书,写小说,全凭一支笔;白先敬从军校毕业,在部队里也是一级一级熬。


那句“不会求人”,倒像是给白家后来几十年的日子定了个调子。


蒋介石离开白家灵堂,车队消失在松江路的拐角,几个月后,1969年,蒋介石在阳明山出了车祸,身体从此走下坡路。


而白崇禧葬在台北六张犁的回教公墓,墓碑朝着西南方向,那是大陆广西老家的方位。


他的老搭档李宗仁后来选择回到大陆,在北京以旧病告终,两个人晚年的路分道扬镳,却都没能叶落归根。


许多年后,白先勇在回忆文章里写到父亲,很少提及政事,只说他性子刚烈,一辈子不肯服软。


这种刚烈大概不是喊出来的,而是藏在一些细枝末节里。


比如1966年那个阴雨的下午,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在灵堂上,面对曾经权倾一时的蒋介石,平平常常地说出一句:有困难自己解决。


那句话里没有火药味,甚至算不上顶撞,可它让那场原本带着几分政治表演性质的吊唁,忽然有了点真实的分量。


松江路的老房子早就拆了,白家子弟也散居各地,只是偶尔在台北的老茶馆里,还有人提起那场吊唁,提起那块“轸念勋猷”的匾额,还有那个不卑不亢的声音。


历史大浪淘沙,那些高官厚禄的头衔早就被冲淡了,反倒是灵堂上的几句话、几个动作,在人的记忆里留得久一些。


人这一辈子,浮浮沉沉,起高楼、楼塌了,到最后能立住的,有时候不过是子弟挺直的脊梁骨,和那句轻描淡写的“不会求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