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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咖啡]《蒋春良案》 ——李扬律师二审辩护原文 [咖啡][咖啡]背景: 李扬:作为蒋春良的辩护人,我们认为蒋春良不构成寻衅滋事犯罪,更不是公诉人指控的恶势力[咖啡]犯罪集团。我的辩护意见主要阐述三点理由: 第一,蒋春良与本案的其他被告人组成的根本就不是一个恶势力犯罪 ​

《蒋春良案》 ——李扬律师二审辩护原文背景: 李扬:作为蒋春良的辩护人,我们认为蒋春良不构成寻衅滋事犯罪,更不是公诉人指控的恶势力犯罪集团。我的辩护意见主要阐述三点理由:

第一,蒋春良与本案的其他被告人组成的根本就不是一个恶势力犯罪集团。 刚才公诉人已经讲了什么是恶势力集团,但是辩护人注意到,公诉人只是解释了恶势力集团中的恶势力,对于集团的法定特征却自行回避掉了。按照《关于办理黑恶势力刑事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十一条的明确规定,要成立一个恶势力犯罪集团,不仅要符合恶势力全部的认定条件,还要同时符合犯罪集团的法定条件。我们国家《刑法》第二十六条明确规定,只有为了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犯罪组织才能叫做犯罪集团。换句话说,认定是不是犯罪集团,前提是这个组织成立的时候,目的就是为了共同实施犯罪行为。在本案中,蒋春良所在的华夏公司是一家合法经营的地产公司,在对妙颖社区进行拆迁时,华夏公司已经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是被批准允许自行拆迁。不管是蒋春良本人,还是本案其他被告人,到妙颖社区拆迁办公室工作,目的都是协助完成拆迁工作,没有任何人是为了实施犯罪才组建这支拆迁队伍。其实这一点,公诉人在公诉词里也已经认可:他们是为拆迁才聚集在一起开展工作,而不是一开始就为了犯罪而组建。既然这样,它根本不符合犯罪集团的法定条件。连犯罪集团都不是,又怎么可能是恶势力犯罪集团?

第二,既然本案不是犯罪集团、不是集团犯罪,按照刑法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每名被告人仅应当对自己实际参与的行为承担责任。辩护人注意到,公诉人指控蒋春良犯罪的12起事实里,只有最后3起和蒋春良相关;前面拆迁队实施的9起行为,蒋春良本人根本没有实际参与。从我方提交的凤台县政府会议纪要、相关协议书、领导小组名单可以证实:妙颖社区拆迁名义上以华夏公司组建拆迁队,实质上拆迁安置工作由社区主导,华夏公司只负责提供工作经费、人员工资。拆迁队负责人由妙颖社区副主任担任,人员开销由华夏公司保障。不能因为“妙成生”去世,就否定社区与华夏公司的分工;更不能仅仅因为华夏公司承担了费用,就推定蒋春良要对拆迁队全部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公诉人主张蒋春良授意、指使拆迁队实施违法犯罪。辩护人想问:蒋春良作为商人,开发项目、委托拆迁,目的是盈利。可拆迁队每一次实施指控的行为之后,华夏公司都要额外向拆迁户支付高额补偿才能平息。如果是蒋春良主动指使,就等于他主动安排违法,再自掏重金买单,明显违背常理。纵观全案证据,能够证明蒋春良事先知情、授意指使的,仅仅是同案被告人的供述。这些同案人员一边说自己层级低、不清楚蒋春良是否知情,只是听从“廖长胜”安排;一边又主观推断“老板肯定知情”。对于蒋春良有没有召集拆迁队开会、开会的内容,多名被告人的陈述互相矛盾。整场庭审,控方逻辑本质是:这件活是给蒋春良干的,所以就推定是蒋春良授意。这个逻辑不能成立。如果按照这个逻辑,华夏公司任何员工的任何行为,无论蒋春良知不知情、有没有参与,都要由蒋春良担责?仅凭猜测、推定,就认定蒋春良指使犯罪、对不知情的行为担责,违背无罪推定原则。

第三,剔除和蒋春良无关的9起事实,剩下和他直接相关的3起指控,同样不构成寻衅滋事罪。第十起指控:被害人陈二亮把吊篮租赁给费虎连,陈二亮本人明确陈述,他和蒋春良、华夏公司没有法律关系,淮南中院生效民事判决也认定返还吊篮的责任主体是费虎,不是蒋春良。陈二亮向蒋春良索要吊篮未果,何以定性为蒋春良寻衅滋事?难道淮南中院的民事判决是错的?依据两高寻衅滋事司法解释第一条第三款:因债务、邻里纠纷引发的损毁、占用财物行为,一般不认定寻衅滋事。蒋春良扣押吊篮,源于和费虎之间的债务纠纷,属于典型民事纠纷。当时出警民警也明确告知,属于民事纠纷,走法院诉讼。时隔五年之后才报案,这就是典型的以刑事手段插手民间经济纠纷。第十一起、第十二起指控,公诉人当庭也承认,这两起不属于寻衅滋事,只是一般违法行为。公诉人唯一用来指控寻衅滋事的第十起事实,本身就是民事纠纷;另外两起公诉人自认不构成寻衅滋事。那凭什么认定蒋春良构成寻衅滋事罪?

最后,辩护人特别说明:我们坚决拥护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这项工作利国利民。但全国扫黑办明确要求,扫黑除恶要防止随意定性、乱贴标签。本案拆迁相关行为距今已经十年。如果真的是起诉书描述的、危害一方的恶势力,十年间当地政法机关不可能一直放任不管。恳请法庭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则,落实保护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的政策,审慎审查全部证据,纠正错误指控,依法宣告蒋春良无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