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溥仪死后,遗孀李淑贤跟人打了近十年的官司,为的就是争取那本家喻户晓的《我的前半生》。按理说,这是溥仪亲笔写的,那么后者为何还要折腾这么一大圈呢?[太阳]
1996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法槌落下,一场打了整整十年的遗产争夺案就此收场。
站在案子中央的,是末代皇帝溥仪的遗孀李淑贤。
那么问题就来了,一个身后没什么资产的人,身后怎么会拖出一场十年官司。
答案在一份遗产上,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期间形成自传素材初稿,后来定稿出版的《我的前半生》。
这是他最知名、影响最大的自传作品,期间反复打磨修改,内容记述他本人的亲身经历。
这部书详尽记录了一个末代皇帝的一生,从紫禁城里的天子到接受改造的战犯,几十年的人事沉浮都落在纸上。
宫里的规矩、君臣的进退、一个王朝如何散场,还有他自己怎样从皇帝变成普通公民,一页一页都是旁人写不出的见闻。
书出版以后,在海内外引起巨大轰动,其史料价值至今仍为人称道。
当年,上级指派出版社的李文达协助溥仪,对手稿逐字梳理,一同推动出版。
据说成书早期李文达曾表示自己只是编辑,负责核对史实、理顺文字、润色篇章。
谁料,到八十年代版权争议爆发,李文达一方主张自己属于共同作者,应当共享著作权、分得版税。
这一手彻底激怒了李淑贤,她见过丈夫病中不肯认输的样子,也见过他把手稿一页页翻过去的样子。
一部书的署名,落在纸上只有一行,背后却是一个人一生的分量。
丈夫一生坎坷,这部自传是他最重要的文字遗产,当有人主张分走一半著作权时,她无论如何不能答应。
李淑贤后来自述,她争讼的核心是确认溥仪作为唯一作者的身份。
为了替丈夫讨回公道,她毅然走上法庭,誓死要争回属于溥仪的唯一署名权,一个无儿无女、无依无靠的女人就这样站到了法庭上。
这场官司不好打,一头连着出版社,一头连着已经故去的溥仪,人事、版权、旧谊搅在一处,几方各执一词。
法庭上要弄清的,不只是一行字该署谁的名,还有这部书究竟是怎样写出来的,谁提供了口述,谁做了整理,谁把散乱的回忆理成了篇章。
那几年,李淑贤的日子过得极窘迫,柴米油盐都要一笔一笔地算计。
很多人劝她趁早收手,说这官司拖不起,也未必有个说法。
她偏偏不肯,因为她忘不了与溥仪相依为命的那段深情,把这件事当成了晚年唯一的正事。
回溯往事,新中国成立后,溥仪接受改造,五十年代顺利获得特赦。
特赦之后,他在香山植物园劳动,每月领着六十元工资,靠自己的双手吃饭,学着做一个普通人。
后来,经热心人帮忙引荐,他结识了曾经离异的普通护士李淑贤。两个饱经沧桑的人一见如故,很快谈起恋爱,并顺利结为夫妻。
婚后,李淑贤悉心照料他的起居,一粥一饭,冷暖有加,让这位末代皇帝在晚年尝到了人间的暖意。
他从前不知柴米为何物,如今有人替他想着,日子也终于有了点寻常人家的烟火气。
可惜这样的日子只维持了五年,1967年溥仪被确诊为肾癌,生命危在旦夕。
李淑贤每天悉心照顾,可他的病情还是急转直下,就这样李淑贤又成了一个人。
溥仪走了,这部自传是他最重要的文字心血,李淑贤绝不允许旁人夺走丈夫这份作品的作者身份。
这场官司旷日持久,她一个人从头扛到尾,其中的辛苦只有她自己知道。
一年一年过去,案卷翻来覆去,举证、开庭、等待,哪一样都省不掉。
她的积蓄一点点见底,人也一天天见老,可那个念头始终没松。
1995 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确认溥仪享有该书著作权;1996 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维持该结论。
判决下来,她没被这场官司拖垮,替丈夫把这口气争了回来。
令人唏嘘的是,终审胜诉后不久她被确诊肺癌,1997 年离世,膝下无儿无女。
在她去世之后,因没有适格继承人,群众出版社后续向法院申请,经法定程序,该书著作财产权才收归国有。
十年执着,她替丈夫守住的是一段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