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大批过去留美不归,现在濒临退休却想回国的学者,我们的基本态度应是这样:中国欢迎人才、吸纳人才,但我们不是垃圾站,更不是养老院。我们需要严格甄选,而不是照单全收。
在高校负责人事工作的朋友聊起过一个细节:最近几年,邮箱里常会收到一些海外学者的求职邮件。发信人大多有二三十年的海外科研经历,年纪基本在六十岁上下,离退休没几年。比起能带来什么项目、带多少团队,他们问得更细的往往是安家补贴、医疗待遇和住房安置这类生活保障。朋友说,一眼就能看出来,对方更多是想找个安稳的地方落脚养老,而非回来攻坚科研项目。
这个现象不算新鲜。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不少国内优秀青年赴美留学,毕业后大多选择留在当地的高校、实验室或科技公司工作,享受了发达国家的科研资源和薪资待遇。如今年纪渐长,他们在海外的职业发展逐渐触顶,科研资源向年轻人倾斜,加上当地养老、医疗成本不断上涨,回头看国内这些年科研投入持续增长,生活环境和保障水平也提升很快,便萌生了回国定居、任职的想法。
这件事之所以会引发广泛讨论,核心在于大家心里的一杆公平秤。很多人觉得,当年国内科研条件艰苦、最需要人才支撑的时候,这批人选择了留在海外发展;现在国内发展起来了,福利条件好了,又想回来享受发展红利,还要占用有限的科研编制和经费资源。
对那些一辈子扎根国内实验室,从艰苦条件里熬过来的本土科研工作者来说,这样的 “特殊待遇” 显然有失公平。更现实的问题是,如果只是挂着海外专家的头衔,拿远高于本土学者的薪资,却做不出对等的科研成果,本质就是对公共资源的浪费。
但话也不能说绝对,不能把所有临近退休回国的学者都归为一类。有不少学者虽然长期生活在海外,但始终和国内保持着紧密的学术联系:帮国内高校带博士生、合作开展科研项目、牵线国际学术资源、推动国内技术对接国际市场。
他们哪怕到了退休年纪,回国也能凭借几十年的学术积累做好传帮带,给年轻学者指路,帮团队少走弯路。这样的年长学者,依然是有价值的人才,回来自然受欢迎。区别的关键从来不是年龄,而是这么多年里,有没有为国内的发展真正出过力。
事实上,这些年国内的引才逻辑早就发生了变化。早年我们人才缺口大,对海外背景的认可度很高,很多时候 “海归” 头衔本身就是加分项。但随着本土科研队伍成长起来,引才的导向早已从 “重数量” 转向 “重质量”。2024 年人社部等 10 部门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留学人才回国服务工作的意见》也明确,要发挥用人单位主体作用,通过双向选择招聘留学人才。
各地的引才项目也普遍设置了严格的考核机制,不管是年度考核还是期满评估,都以实际工作成果为核心,考核不合格的就会退出支持序列,对应待遇也要按规定退回。这种 “重实绩、轻头衔” 的导向,本身就是人才工作越来越成熟的表现。
说到底,这件事的核心从来不是 “能不能回国”,而是 “按什么标准享受待遇”。中国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任何人愿意回来定居、生活,都有正常的政策渠道。但如果要以 “高层次人才” 的身份获得特殊的科研资源、薪资补贴,就要拿出对应的能力和贡献,接受和本土学者一样的考核标准。
想回来养老就按养老的规则来,想做科研就按科研的标准来,把不同的需求分开对待,才不会乱了规矩。
中国的人才政策始终坚持开放包容,也一直在完善服务保障,欢迎所有真正有能力、愿意做事的人回来发展。但开放不代表没有标准,包容不意味着不讲公平。把每一分科研资源都用在能产生价值的地方,让真正干事的人得到匹配的回报,既是对纳税人负责,也是对所有扎根国内的科研工作者的尊重,更是人才工作长期健康发展的基础。
参考信源
中央组织部等 10 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留学人才回国服务工作的意见》(中国政府网)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政协十四届全国委员会三次会议相关提案的答复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