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当年顶着骂名,坚决不同意斥资2000亿上马大型粒子对撞机。中科院院士王贻芳公开表态,不建这个项目,国内高能物理就要落后30年。几番激烈争辩,最后杨振宁的观点占了上风。可这么多年过去,王贻芳依旧没有放弃,持续向相关部门递交申请,前不久还专门请来欧洲科学家一同推进这件事。
2016年9月。杨振宁在学术平台《知识分子》发表文章,标题直白:《中国今天不宜建造超大对撞机》。他开篇就划清界限:自己绝不反对高能物理发展,反对的是“当下就开工建造”。
他给出的理由很实在。首先是前车之鉴,上世纪80年代美国启动超导超级对撞机项目,最初预算30亿美元,后来一路膨胀到80亿,最终被国会叫停,白白浪费了30亿美元,成了科研界有名的“无底洞”案例。杨振宁估算,中国这台对撞机的预算绝不会少于200亿美元,折算人民币超千亿,如果算上后续二期的质子对撞机,总投入确实接近坊间流传的2000亿规模。
更深层的顾虑是资源优先级。他反复强调,中国当时仍是发展中国家,人均GDP还低于巴西、墨西哥,有数亿农民与农民工,环保、教育、医疗等民生问题都等着投入。把巨额资金砸在短期内看不到实际应用的基础研究上,并非当下最优选择。而且大项目一旦上马,必然会挤压生命科学、凝聚态物理、天文等其他基础学科的经费,得不偿失。
他还点出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当时全球顶尖的高能物理学家大多来自国外,就算装置建在中国,科研主导权大概率仍由外国人掌握,即便出了诺奖级成果,获奖者也很难是中国人。与其花大钱跟随别人的技术路线,不如转向探索新的加速器原理,找成本更低的突破方向。
文章发出当天,王贻芳就发文回应。作为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大亚湾中微子实验的牵头人,王贻芳是国内实验高能物理的领军者,也是首位拿下基础物理学突破奖的中国科学家,他的反驳同样站得住脚。
王贻芳算的是另一笔账。一期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工程造价约400亿人民币,分10年建设,每年投入仅几十亿,远没有外界传的那么夸张。而且项目可以开展国际合作,吸引其他国家分担约30%的经费,中国实际承担的部分更少。
他不认可“挤压其他学科经费”的说法,认为大科学装置有独立的经费盘子,不会从其他学科里拆分。更重要的是,这种超级工程能带动超导磁铁、高功率微波、精密机械、高速计算等上下游产业,技术溢出效应远超投入本身,不是单纯的“烧钱”。
在支持建造的声音里,“落后30年”是流传最广的判断。粒子物理的发展高度依赖大科学装置,当时全球下一代对撞机的竞争已经启动,欧洲、日本、美国都在布局。如果中国错过这一轮,等别人的装置建成出成果了,再想追赶就会出现数十年的代差,永远只能做跟跑者。
这场争论很快从学术圈烧到了全网,成了当年最受关注的科技话题。网上迅速分成两派,有人指责杨振宁阻碍中国科技进步,甚至传出“他怕中国高能物理超过自己地位”的恶意揣测;也有人支持杨振宁的务实,认为钱要花在刀刃上,不能为了虚名搞面子工程。
彼时杨振宁已经94岁,早已淡出一线科研,却因为这篇文章挨了不少骂。但他始终没有改口,2017年的公开直播里还重申,自己的观点没有错,等中国人均收入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再讨论这件事也不迟。
最终的结果是,“十三五”“十四五”规划中,超大对撞机项目都没有正式立项,杨振宁的意见被决策层采纳。
但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王贻芳和他的团队从来没有停下脚步。项目没立项,他们就靠着预研经费持续推进,一点点啃下核心技术。2023年底,1090页的CEPC《加速器技术设计报告》正式发布,标志着所有核心技术方案都已成熟。和最初方案相比,一期建设成本优化到了364亿元,核心设备国产化率超过80%,方案比十年前务实得多。
对王贻芳来说,这不是和谁的争论,是自己做了一辈子的事业。他早年曾在欧洲核子中心跟随丁肇中做研究,清楚知道大装置对一个国家高能物理学科的分量。从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到大亚湾中微子实验,他看着中国高能物理从追赶到并跑,不想错过这次领跑的机会。
时至今日,这场争论依然没有标准答案。有人佩服杨振宁的老成谋国,帮国家规避了潜在的投入风险,把资源导向了更急需的领域;也有人认可王贻芳的长远眼光,认为基础研究不能只算眼前的经济账,今天的犹豫可能换来明天的落后。
其实两边都没有私心。一位是见证了粒子物理百年兴衰的诺奖泰斗,懂踩坑的代价;一位是扎根一线的学科领军者,知窗口期的宝贵。无非是站位不同,一个从国家整体资源分配出发,一个从学科发展前沿考量,初衷都是希望中国科技能走得更稳、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