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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外长苏杰生表示,印度在1988年错过了成为像中国那样的发达国家的机会他说,1988年拉吉夫·甘地访问中国时,印中两国经济体量大致相当。但中国在1980年代大力推进现代化与工业化,印度却“错过了这班车”(missed the bus)。1990年代印度做了一些改革修正,但是未能持续、全面推进。 苏

印度外长苏杰生表示,印度在1988年错过了成为像中国那样的发达国家的机会他说,1988年拉吉夫·甘地访问中国时,印中两国经济体量大致相当。但中国在1980年代大力推进现代化与工业化,印度却“错过了这班车”(missed the bus)。1990年代印度做了一些改革修正,但是未能持续、全面推进。
苏杰生这番话把印度的发展落差归结为“1988年错过了班车”,这个说法有部分事实基础,但因果解释过于简化,甚至带有为当下政策铺垫的成分。1988年拉吉夫·甘地访华时两国经济体量大致相当,这是事实,中国在1980年代推进现代化与工业化、印度未能持续全面改革,也是事实,但把差距归因于“错过某一班车”,等于把结构性问题压缩成一个时间点上的选择失误。中国1980年代之后的增长,靠的不只是启动早,而是持续的基础设施投入、制造业体系构建、地方政府竞争机制和对外开放的稳定预期;印度1990年代改革未能持续全面推进,根源在于联邦体制下的政策协调、土地与劳工制度约束、制造业配套不足等深层障碍,这些不是“赶上车”就能自动解决的。苏杰生作为外长说这番话,更可能是借历史对比为莫迪政府的“印度制造”“自力更生”议程提供合法性,把过去描述成“错过”,是为了论证现在“不能再错过”。但真正值得追问的是,印度当下是否解决了当年阻碍持续改革的那套结构性约束,如果没有,再多的“班车”叙事也只是把复杂问题变成政治修辞。对中国而言,也不必把这种比较当作褒奖,印度的发展路径有其自身条件,简单类比容易忽略两国在治理结构和发展阶段上的根本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