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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严相济,刑当其罪:建议对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的腐败分子依法审慎适用死刑

宽严相济,刑当其罪:建议对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的腐败分子依法审慎适用死刑


鉴古今吏治兴衰,察中外治贪得失,宽不是纵容,严不是滥刑。我国坚持反腐败斗争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同时恪守“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对极少数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的腐败分子,在完全符合法定条件的前提下依法适用死刑,正是宽严相济的应有之义。

自古有“明主治吏不治民”之说。盛世吏治,向来是教化、养廉、体恤为宽,诛除巨蠹为严。唐初重官箴,赃罪有定刑,故吏治清宁;明初痛鉴元末官吏盘剥,对重大贪赃施以重惩,一时风气肃然;清康雍之际,先严办亏空巨贪,再行休养生息。而历代由盛转衰,往往始于对大贪一再宽纵:巨蠹安然脱身,小吏竞相效仿,民心渐失,根基动摇。域外治理同样证明:单纯依靠监禁、罚金,容易形成“以钱抵罪”的预期,难以根除系统性腐败;但一味滥用死刑,又会破坏法治根基。真正长久的治吏之道,是宽有边界、严有法度。

我国现行刑法早已划定清晰红线:贪污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同时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依法可以判处死刑;有自首、立功、全额退赃等从宽情节,或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判处死缓并适用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这一设计,本身就是宽严相济:对大多数违纪违法干部,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抓早抓小、教育挽救,体现“宽”;对极少数突破底线、危害极大的巨贪保留死刑,体现“严”。司法实践中已有典型判例,印证罪刑相当原则,契合社会公平正义的期待。

当前,反腐败斗争已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但形势依然严峻复杂。金融、国企、能源、工程、民生资金等领域,仍有少数腐败分子肆无忌惮,涉案金额惊人。他们往往结成利益团伙,长期顶风作案,一边大肆掠夺公共资源,一边转移隐匿赃款,给地方发展、民生保障、公共安全带来难以挽回的损失。这类腐败早已不是个人品行瑕疵,而是对公权力的根本性背叛。如果对这类罪行一味从宽,容易形成“贪得再多也无极刑之虞”的错误预期,消解震慑效果,伤害群众对法治的信任。

据此提出四点建议:

其一,严守法定门槛,绝不扩大死刑适用。数额特别巨大只是基础条件,必须综合认定情节、危害后果、主观恶性,兼顾退赃挽损、认罪悔罪、自首立功等情节。对一般腐败、主动投案、积极挽回损失者,坚持教育挽救,绝不扩大重刑范围,坚守少杀慎杀底线。

其二,优先完善追赃与配套惩戒。死刑是最后防线,不是常规手段。要持续强化赃款追缴、财产刑执行、终身监禁适用,切断腐败分子“牺牲自己、惠及家人”的念想,让腐败无利可图。只有当其他刑罚已不足以抵偿其重大危害时,才审慎适用死刑,并严格履行死刑复核程序,确保程序公正。

其三,将极刑震慑融入“三不腐”体系。重刑的目的不在于杀戮,而在于警示。通过典型案例释法,让公职人员明白公权不可交易、民脂不可侵吞;同时完善监督、轮岗、审计、公开和薪酬保障制度,从源头压缩寻租空间,实现惩、治、防统一。

其四,兼顾国内法治与国际追逃追赃。对潜逃境外的巨贪,坚持依法办案、全力追赃,对外传递我国肃贪的坚定立场,以个案彰显规则,凝聚社会共识。

治吏如调琴,过宽则纲纪松弛,过猛则失于苛酷。盛世的标志,不是无刑,而是刑必当罪。以宽善待可救之人,以严惩处罪无可赦之徒,守住公权力的底线,方能涵养清风正气,护航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