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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南宁,凌晨4点,一对男女先后进入一家酒店,吃上药后来了感觉,便不知天地为何物

广西南宁,凌晨4点,一对男女先后进入一家酒店,吃上药后来了感觉,便不知天地为何物,之后便一同睡去。直到女子被阵阵电话声吵醒,才发现男子的身体早已经僵硬。事后,男子的妻子和其他家属把女子在内的4个关联对象告上法庭,要求赔偿117万。经审理,法院驳回了全部诉求。

凌晨四点走进酒店的那两个人,各自吞下了二十三颗药。阿静活了下来,阿强再没醒过来。妻子阿珍把阿静、酒店、两家药店、配送公司全告了,索赔一百一十七万。南宁西乡塘区法院一审全部驳回。

法院的判决书翻到最后,落点只有三个字:怪自己。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为了“上头”超说明书剂量混服药物,法律把第一责任还给了他自己。

阿静为什么不用赔。她也吃了二十三颗,药效上来之后同样昏死过去。一个自己都叫不醒的人,客观上不具备施救条件。法院没有和稀泥,没有因为“你跟他在一起”就分摊一笔钱。

酒店为什么不用赔。登记有瑕疵,跟死亡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阿珍冲到前台要求开门,前台拒绝,理由是保护住客隐私。这个拒绝在判决里被认定为“并无不当”。

两家药店和配送公司为什么不用赔。普瑞巴林是处方药,两家药店都核验了处方。阿强拿着处方买到了合规的药,然后自己往嘴里塞了二十三颗。售药行为和死亡之间那条因果链,断在他吞咽的那个动作上。

最致命的一刀落在死因上。阿珍申请了尸检,又撤回了。阿强到底死于普瑞巴林过量、右美沙芬中毒、酒精协同作用,还是多重因素叠加,没有解剖,谁也说不清。侵权赔偿要证明“行为—过错—因果”,死因都查不清,因果链的第一环就断了。

法律账算得很干净。可这件事真正扎人的地方,不在法庭上。在一个成年人为了“上头”吞下二十三颗处方药之前,那条从他手里夺走药瓶的防线,到底断在了哪里。

普瑞巴林是治神经痛和癫痫的处方药,右美沙芬是止咳药。两种药单独用都有明确边界,混在一起超量服用,呼吸抑制的风险成倍放大。阿强在KTV听了一句“混吃能上头”,散场后跑了两家药店,凑齐了十六盒。一个成年人获取致命剂量的处方药,流程上竟然走得通。

药店核验了处方,法律上无懈可击。可一张处方管得住单次合规购药,管不住一个人分两次从不同渠道凑齐四盒普瑞巴林,再配上四盒愈美片,然后把它们一起倒进嘴里。处方审核的防线,在面对“蓄意超量”的时候,薄得像一层纸。

家属告了五方,唯独没有告那个最初在KTV里说出“混吃能上头”的人。那句话才是整条因果链真正的起点。可那句话没有处方,没有登记,没有合同,它在法律上不构成任何可追责的行为。一句话把人送上了路,法律只能站在路的尽头说一句“怪自己”。

阿珍的诉讼请求里,藏着一层判决书不会写的东西。丈夫跟另一个女人在酒店房间里吞药、昏睡、死亡,她接到电话赶到现场,看见的是那幅画面。一百一十七万的索赔金额,清单上列着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这些名目底下压着的,是一笔法律无法定价的账。

法院的判决在法律上站得住。过错责任原则写得清清楚楚,有过错才担责,无过错不担责。让没有过错的人替一场自主选择的冒险买单,恰恰是司法最应该拒绝的“和稀泥”。

可“无过错”不等于“无责任”。法律判阿静不赔,阿静在法律上清白。一个已婚男人跟她在凌晨四点的酒店房间里吞下四十六颗药,这件事在婚姻里、在道德上该记在谁头上,是另一本账。那本账没有法官,没有判决书,只有阿珍一个人对着它。

阿强用二十三颗药换了一次“上头”,代价是命。法律说这是他自己的事。可一个成年人走到吞药那一步之前,本该有无数双手把他拦住:KTV里递话的那个人,卖药时多问一句的药师,酒店前台看见两个人深夜入住时多看一眼的登记流程。这些手全都缩回去了,最后只剩下法律那只手,在他死后翻开民法典,告诉他:你自己选的。

法律给出了答案。道德还悬在那里。一个妻子失去丈夫,一个家庭失去收入来源,而那个跟丈夫一起吞药的女人,在法律上干干净净。判决可以结案,那本没有法官的账,永远结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