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2月,绥西河套的寒风里,第35军残部缩在沙窝子里清点人数。全军只剩7000余人,其中4000多人裹着带血的绷带,能端枪的不到三千。日军第26师团、骑兵集团加伪蒙军六个师,三路压过来,把傅作义挤在黄河与狼山之间的一条窄缝里。重庆的电报到了:绥西败局已定,你即刻去兰州代理第八战区司令长官,部队撤到石嘴山收容。说白了,就是让他丢下这七千残兵,自己去大后方当官。
傅作义把电报搁下,回了一句话:“将不离兵,兵不离土。”他当时的职务是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35军军长,手里能调的就这么一副残棋。他把各师师长叫到临河一个叫亚麻来的沙窝小村,关起门开了三天会。会上他把话说得很死:“我是下定了决心要打的,就是剩下一兵一卒,我也绝不离开绥西一步。”一个刚被打残的将领,在所有人都劝他走的时候,选了一条往回打的路。
他盯上了五原。日军主力东撤之后,城里只留了一个联队、宪兵队和特务机关,外围却塞着六个师的伪蒙军。看着上万人,真正的骨头只有那一小截。傅作义等的就是这个:把最硬的那截骨头敲碎,剩下的肉自己会散。
3月20日午夜,反攻开始。新31师93团团长安春山带800人的“掏心突击队”摸到五原城下。这800人是从全师挑出来的老兵,练了半个多月的夜战和爆破。突击队没有急着强攻,先在外围活捉了一个伪军哨兵,从嘴里撬出了当晚的口令。对上口令,城门开了,突击队一枪没放就摸了进去。手榴弹从房顶直接扔进日军营房,全城炸响的时候,很多日军还在被窝里。掏心突击队的任务只有一个:砸指挥系统,不纠缠,往里捅。
几乎在同一时间,101师在城北乌加河干了另一件事。黄河刚解冻,他们掘开渠坝,把大水灌进日军增援的必经之路。包头方向开来的八十多辆汽车陷在泥水里,轮子空转,动弹不得。步兵可以从两侧绕,但汽车和重武器过不来。打援部队在泥泞里死死顶了三天,把日军援兵挡在乌加河以北,五原城里的守军从头到尾没有等来一辆增援车。城内掏心,城外放水,两件事掐在同一个时辰上。
水川伊夫是在城破之后逃出五原的。
水川的结局,需要把话说得比“击毙”两个字更细。从当时的战报、报纸到此后几十年的抗战史叙述,通行的说法是水川在突围后被击毙于二骡沟一带,打扫战场时从他身上搜出了刻着名字的图章和天皇御赐的战刀。但2009年《近代史研究》刊发的考证指出,水川并未死于五原,而是在战后返回日本,1985年去世;该考证同时认为,水川的身份也并非“日军中将”或“皇族”,更接近内务省系统的官僚。击毙说是战时宣传与长期主流叙述的产物,逃回说是基于日方文献的学术修正。两种说法并存,但证据层级并不对等:前者依托的是战报和回忆,后者依托的是档案考证。不过无论水川本人的最终下落如何,五原城内的指挥系统被连根拔掉,这一点没有争议。特务机关长桑原荒一郎中佐在屋顶指挥时被击毙,日军司令部被捣毁,伪蒙军失去控制,全线溃散。
3月22日,五原收复。这是全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军队第一次从日军手里夺回一座被占领的县城。战果清点出来:歼敌伪五千余人,俘虏一千八百余人,缴获大炮十六门、汽车五十余辆。傅作义获授青天白日勋章。但收复五原的代价是一千一百余名将士的生命,烈士陵园里安葬着其中679位能找到遗骸或遗物的阵亡者,很多墓冢下埋的只是一只水壶、一支枪或几发子弹。
傅作义在授勋之后写了一份辞勋呈文,说五原之捷是全体官兵用命换来的,自己不应领这个奖。他把阵亡将士的姓名、年龄、籍贯、阵亡时间,一条一条写在一块白布上,挂在办公室的墙上。
回过头看,五原这一仗真正扭转的东西,不在军事地图上。1940年春天,正面战场正处在最沉闷的阶段,南昌、随枣、枣宜,一个接一个的败退消息。五原大捷的意义不在于杀了多少敌人,在于它证明了一件事:日军占了的城,是可以拿回来的。蒋介石原先已经放弃的绥西防线,被一个拒绝去兰州上任的副司令长官用七千残兵重新钉了回去。
傅作义没有撤,所以五原没有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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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平台——CCTV军事频道《五原战役》/丁晓杰《水川依夫生平三事考》,《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