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离世当晚：中央秘密找到徐静求助，她当即提出三点特殊要求

1976年9月9日，凌晨。
北京城里，一个院子中的灯还黑着。忽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屋里的人惊醒。

门外站着的是卫生部的干部，来人只说了一句：请您马上跟我们走。

被叫起来的人叫徐静，中国医学科学院形态学教研室主任，国内遗体保存方面的专家。她来不及多问，披上衣服就上了车。

车子一路开进中南海。越往里走，她心里越沉。

车门打开，有人领她进去。屋子里的灯亮着，冷气开得很足。她走进去，看见那张床上躺着一个人。

她站不住了，腿一软，坐倒在地，眼泪一下子涌出来。

就在前一天，谁也看不出什么异样。

9月8日，毛主席还让人给他读材料。他早已说不出话，想表达什么，只能用手比划。那天读的是日本大选的情况，他听得很认真，还让人念了三木武夫的材料。

读完报纸，他还想再看文件。工作人员劝他休息，他摆手。那天的记录上写着，他看文件、看书十一次。

谁也没想到，那是最后一天。

没过多久，他的身体出现不适。中南海的房间里，各种仪器早就备着，医护人员就在旁边。心脏跳动一出问题，医生几步冲到床前，人已经昏迷了。

抢救从那一刻开始，一直没停，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最终还是没能把他从死神手里拉回来。

死亡记录拿来的时候，屋子里所有人眼里都是泪。签字的手一直在抖，笔尖落下去，又抬起来。房间安静得听得见呼吸。

不知谁先哭出了声，接着所有人都哭了起来。

这些日子，他们不敢哭。怕被主席看见，怕影响他的心情。想哭的时候，就躲到走廊里，捂着嘴。现在，终于可以放声了。

事情要有人主持。按毛主席生前的交代，这副担子落在华国锋身上。遗体怎么处理、葬礼怎么办、什么时候发丧，一件件都要立刻定下来。

最难的是遗体。
毛主席早年签过火葬同意书。可中央许多领导同志希望像苏联那样，把这位伟大领袖的遗体保存下来，让后人永远能瞻仰。

两种意见都有道理。一边说，这是主席的遗愿，不能违背；一边说，他为中国做的一切，应该让子孙后代看得见。

争到最后，华国锋拍板：先暂时保存，把后事办完，再商量长远办法。人还躺在床上，先把人安置好。

任务交给了汪东兴。他第一个想到的名字，就是徐静。

工作人员连夜找到她。两人见面，眼睛都是红的。汪东兴和毛主席几十年的关系，此刻说不出别的话，只把消息告诉了她。

来的路上，她其实已经猜到了。可真正听见，还是受不了。

哭了一会儿，她擦干眼泪，问：“中央有什么任务交给我？”

汪东兴说，按华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遗体要保存十五天，这十五天的保护工作，全部由她负责。

她点头。汪东兴又问：“你还有什么要求？”

徐静想了想，说了三条。
第一，她要马上回医科院，找几位专家一起商量，拿出一个万无一失的方案。这么大的事，一个人担不起，必须有同行一起把关。

第二，她要亲眼看看毛主席的遗体。不了解实际情况，方案就是纸上谈兵。

第三，要准备一批器械和药品，有些药医院里没有，需要中央从全国调集。

三条，汪东兴一条没打折扣，全答应了。

他领着徐静走进那间屋子。

冷风开到最大。床上，毛主席被一块巨大的白毛巾盖着。

来之前她做足了心理准备，可站在床前，眼泪还是下来了。

她俯下身，一处一处看：皮肤的状态，各个关节的情况，一点一点记在心里。看完，她心里有了底。

回去的车上，她松了一口气。按当时的情况看，保存是有条件的。

那一夜，她没合眼。
她找来两位专家，三个人凑在灯下，一遍遍推演，一条条比对，方案改了几稿，最后定下一套最稳妥的。

第二天上午，三个人回到中南海，向中央领导汇报。

领导们的问题问得很细：温度怎么控制，湿度怎么保持，万一出现情况怎么办。徐静一条条答。方案被认可，华国锋很快批准，让他们放手去做。

接下来每一步都像走在刀尖上。任何一个细节出岔子，他们都难辞其咎。

第二天，方案验证没问题，几个人刚松口气，新的指示又到了。

中央经过讨论，最终决定：永久保存。

这就不只是十五天的事了。几个人又凑到一起开会。

按当时世界的技术，永久保存只有一个办法：往血管里注射防腐药液。

药液推进去，问题来了：遗体出现了肿胀，面容都变了样。

在场的人全出了一身冷汗。

这时候，张炳常开口了：这种肿胀，一天之内会消退。

果然，第二天凌晨，遗容恢复了原样。

但还不够。他们又反复商量，决定做一个有机玻璃棺罩，把遗体和外界隔开，让里面的温度、湿度、氧气都控制在最合适的范围。

一步一步，最终，毛主席的遗体安放在毛主席纪念堂。

回过头看，毛主席对生死，早就看得通透。他是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越到晚年，身体越不好，他谈这件事就越多。他知道身边人都在担心，索性自己先开口，把话讲明白。
他讲过，人总是要死的，这是自然规律。他还讲过，死后不要搞得太复杂。
一个把生死看淡的人，最后被人民用最郑重的方式留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