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 年正式废除枪决，全面改用注射死刑。但注射死刑所需的核心药剂，主要从欧盟进口，但欧盟立法禁止向保留死刑的国家出口这类药剂，越南随即陷入 “有死刑判决、无执行药剂” 的困境。大量死囚长期羁押，监狱看管压力与成本居高不下，还持续受到相关国际机构的批评。


越南在此情况下，只能自主生产死刑药剂，但国产药剂质量不过关，注射后囚犯长时间抽搐、痛苦挣扎的情况时有发生，不仅难以应对国际舆论，也给执行的法医、监管人员带来巨大心理负担。24年，越南出台新规：如果连续三剂注射药物执行失败，则暂时停止本次死刑执行。

近期越南修订刑法，取消贩毒、性侵未成年人部分情形的死刑，其立法考量之一，是学界普遍讨论的风险逻辑：若此类重罪一律判处死刑，嫌疑人在事发后容易选择极端方式对抗、加害被害人。

而越南首富张美兰案就是新规落地后的典型案例，她曾造成国家巨额经济损失，原本判处死刑，在刑法修订生效后，改判为终身监禁。

而且越南经济里一个鲜明特征，是军队深度参与商业经营。越南军队旗下企业涉足电信、港口、物流、银行、地产、军工制造等多个关键领域，数据显示军企营收规模可观，一度超过本国军费六成。

越南军企占据国内过半移动通信网络、约六成集装箱码头，还运营银行、芯片与导弹工厂。其海外业务也布局广泛，在多个欠发达地区市场份额领先。军队背景的安比银行，从最初仅服务军企的小型机构，发展为拥有数千万客户、盈利靠前的本土银行。

越南早在 2007 年就提出过军企逐步剥离经商业务的改革目标，但多年推进缓慢，军企数量缩减到 88 家之后便停滞。叠加近期鼓励民众先富的政策导向，外界观察认为，越南营商监管的约束正在松动。

需要明确的是，越南法律层面依旧禁止毒品交易、卖淫等违法活动，死刑条款的修改，带来最直接的外部影响，就是中越边境的缉毒防控压力面临上升。一国刑罚制度调整，本质是其内部司法政策选择，而边境安全管控，也会随之迎来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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