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量直接拉满!举报朱之文的两个人,底细被媒体翻了个底朝天。
一个叫刘明,浙江湖州人;一个叫王平,山东济宁人。两个人,一南一北,隔着上千公里,却能在同几个月里把同一个人逼到演出接连黄掉。媒体把底细翻开之后,这场持续了好几个月的“举报连续剧”,终于露了馅。
先站到台前的是刘明,浙江湖州人,记者电话打过去,他承认得干脆利落,实名举报,材料已经递到了国家税务总局,理由是朱之文偷税漏税,手里“有证据”。
除了税,他还补了一条,说朱之文翻唱剽窃别人作品,不具备营业性演出条件,话说得很硬,架势也摆得很足,可刘明这张脸,朱之文不是头一回见。
2023年,朱之文就以侵害名誉权起诉过他,后来经法庭调解,刘明写下过一份承诺书,白纸黑字签了名,承诺不再发布关于朱之文的不实消息,不再侵害名誉,朱之文撤了诉。
如今那份承诺书还在,刘明也承认写过,但他换了一套说法,说自己承诺的只是不发布“没有依据”的东西,他们不是黑粉,是“正义的”,一个写过保证书的人,转头又把同一套指控重新端上来,这“正义”的保质期未免太短了些。
另一个被翻出来的人叫王平,山东济宁的,他跟刘明不一样,开口第一件事是先纠正记者的用词,别说他是举报朱之文,他不是举报,是“按照国家相关政策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盯的是演出内容和报备材料是否一致,演出服装、现场唱的歌曲、审批范围,一条一条对。
听起来比刘明克制得多,也体面得多,可这份体面底下压着一个时间线。
王平自己承认,2020年就向相关部门反映过几十次关于朱之文的问题,2023年之后消停了,今年又留意起来,理由是看到朱之文到学校教英语,觉得一个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人去教英语“会给小孩子带来不好的影响”。
关心下一代的出发点是好的,但一个外地人,隔着几百公里,把几十次反映和一场又一场演出的命运串在一起,这份“关心”落下来的分量,砸在谁身上谁知道。
两个人的说法摆到一块儿,最要命的地方就浮出来了,刘明那边咬的是偷税漏税,王平这边咬的是演出不合规,两套话术看上去各走各的路,可它们落到主办方桌上的效果是一模一样的,都指向同一个标签,劣迹艺人。
朱之文自己说得很清楚,举报者跟他“不沾亲不带故,没有任何交集”,但他能辨认出其中一些人的声音,对方建了好几个群,每个群上百人,主要组织者来自浙江、河北、山东、陕西等地,手法高度一致,盯着他的行程,向文旅部门、政务热线和主办方轮番打电话。
一个湖州人负责“税务”,一个济宁人负责“合规”,分工清楚,口径却不约而同地汇进同一条河道。
真正让演出黄掉的,还不是举报本身,有主办方私下跟朱之文透过底,电话那头的人把话说得赤裸裸,只要朱之文敢登台,就带鞭炮到现场轰。
一个县城开业请歌手唱几首歌,图的是热闹,主办方算的账很简单,违约金赔得起,现场真出了事赔不起。有演出朱之文已经化好妆在后台候场,主办方跑过来告诉他实在顶不住压力了。还有一次他已经在高铁站排队上车,电话打来,演出取消。
从八月到十月,青岛、潍坊、西安、郑州、泰安、淄博,十几场演出就这样一场一场地没了,一顶在官方口径里从未被确认过的帽子,硬是靠电话和威胁,把一个人从舞台上一次次拽了下来。
官方那边的结论其实早就落定了,税务部门核查过,没有发现问题;文旅、广电没有任何一份文件认定朱之文是劣迹艺人,他名下也没有行政处罚记录;所谓诈捐的说法,相关部门到当地核实后确认他有捐赠行为,只是没有对外公开宣传。
举报人嘴里那些听起来有鼻子有眼的指控,核查下来全部站不住脚,可谣言和举报的节奏从来不看核查结论,电话打出去,群里的截图发出去,演出方的压力就形成了,至于材料最后有没有被采信,没有人回头去追问。
朱之文后来把证据交到了公安机关,指向的不是举报内容本身,而是举报背后那门生意。黑粉先在短视频平台上发拨打热线的录音,用“我真的在举报”把人拉进群,人进来了话术就换成了“举报需要经费”,打印材料、跑腿、邮寄,名目具体,钱收得顺理成章。
群里的筹款截图显示金额是四千零五十元,钱凑齐之后的去处,朱之文的说法很直接,被几个人分了,这事已经持续好几年,举报在这里不再是一个目的,它成了一种让群保持活跃、让人持续掏钱的由头。
十月底到十一月初,黑粉打来电话求和了,朱之文的回应只有三个字,不同意。
对方求和的时间点很微妙,恰好是在他把材料交到派出所、律师给出“涉嫌诈骗”的定性之后,写保证书的成本太低,低到可以写完再犯,只有法律成本真正抬起来的时候,“算了”才会被摆到桌面上。
一个靠嗓子从田埂上唱出来的人,被两套看似不相干的说辞、一群隔着屏幕分工协作的人、一门打着举报旗号收钱的生意,围在原地转了好几个月,刘明和王平的底细被翻出来,翻开的不是两个人的履历,是一整套把举报当工具使的运转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