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山东乐陵县城里有个保安团头目刘书旺，平时专门替日军下乡征粮、催款，见到日本军官就点头哈腰，表面上看，他和一个听命办事的伪军没有区别。
 
谁能想到，这样一个人，早已经把刀藏进了心里。
 
那段时间，乐陵县城外的乱葬岗里，埋着一批不该出现在那里东西，一百二十发子弹，还有八颗手榴弹。它们不是战场缴获品，也不是谁随手藏下的杂物，而是刘书旺给自己留的退路。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他很早就明白，替日军办事，不等于日军会放过自己。
 
刘书旺原本想着，穿上保安团的衣服，替日本人做些催粮催款的脏活，至少能护住家里人。可日军从来不认什么边界，也不会因为你听话，就把你当成自己人。
 
向井一藤是当地日军头目，刘书旺的妻子遭到这伙人的侵害，最后撞墙、撞井，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换成普通人，可能当场拔刀，也可能忍气吞声，更可能在失控中把自己搭进去。刘书旺没有马上动手，他把妻子安葬，又把坟头的土拍实，接着回去穿上那身军装，继续替日军办事。
 
这一步看起来冷酷，实际上是他在争取时间。
 
他没有突然翻脸，也没有把仇恨挂在脸上，反而交代副官，把上面送来的新子弹一发发清点清楚。表面上是在加强治安，实际是在把武器掌握到手里。
 
人一旦准备豁出性命，短时间里装得越像，越容易靠近目标。问题在于，刘书旺能不能等到机会？
 
机会出现在向井一藤办生日宴那天。
 
刘书旺推说身体不舒服，没有参加宴会，却送去了一份厚礼。这个举动让向井一藤放松了警惕，也让刘书旺有了靠近司令部的理由。
 
当晚，他换上黑衣，去找结拜兄弟赵老三。赵老三平时在城里拉黄包车，身份不起眼，正适合在城里传递消息、观察动静。两人没有大段商量，只从司令部后墙摸了进去。
 
那堵墙已经塌了一半，外面还有日本兵守着。趁着倒泔水的空当，他们解决了哨兵，把人拖到柴堆后面。屋里酒气冲天，里面的人还沉浸在生日宴的喧闹中，根本没想到危险已经贴到了门边。
 
向井一藤喝得正高兴，看到刘书旺进来，还以为对方是来陪酒的。他哪里会想到，白天还对自己低头的人，已经把匕首顶到了他的喉咙。
 
刘书旺没有大喊，也没有失控咆哮。他把屋里其他人赶出去，关上房门，只盯着向井一藤，问起妻子撞井那天，他有没有在旁边发笑。
 
向井一藤没有回答。
 
在刘书旺看来，不回答就是默认。
 
接下来的报复，不是一下结束，而是一笔一笔算清。他先用刀刺进向井一藤的肩膀，又用绳子套住对方脚踝，把人倒吊在房梁上。刘书旺搬来一把椅子，坐在旁边看着时间，直到外面开始有人撞门，才割开向井一藤的颈动脉，从窗户翻了出去。
 
这件事后来留下了一个很强的反差，白天的刘书旺，是替日军催粮的保安团头目，夜里的刘书旺，却成了刺杀日军军官的人。一个人怎么会同时拥有两张脸？答案并不复杂，乱世里，有些人先是为了活下去低头，后来才在漫长的压迫中决定把命押上去。
 
但这条路并不是所有人都走得通。现实里，确实有人加入伪军后长期替侵略者办事，甚至把枪口对准乡亲，也有人在压力下选择沉默，没能回头。刘书旺的选择，不能简单套在每个伪军身上，更不能把一次刺杀写成所有人的共同结局。
 
抗战中，个人反抗也往往不是孤立发生的。1936年，赵一曼在东北被日军杀害，她留下的故事说明，抗争不只存在于正面战场，也存在于交通线、联络网和敌占区内部。1940年，杨靖宇在东北坚持作战到最后，说明另一种不同的选择，是在长期游击战中硬扛到底。
 
刘书旺和他们的处境、身份都不一样，做法也不一样，但有一点相通，侵略者以为控制住了城池，就能控制住每个人的想法，这种判断常常会出问题。
 
第二天天亮，乐陵城门外贴满了通缉令。百姓围在告示前，没人敢大声议论，只有一个卖烧饼的老人冲地上吐了口唾沫，骂了一句活该。
 
这句骂声很短，却说明城里并不是没有人知道谁在作恶，也不是所有人都认同日军的那套秩序。
 
城外乱葬岗的地窖里，赵老三趁夜找到了刘书旺，送来几个冷馍，还带来一张纸条。纸条上只有妹妹写下的两个字，平安。
 
家人已经顺利出了封锁线，刘书旺也知道自己没有回头路了。他吃完冷馍，拍掉手上的碎渣，又问清楚那批子弹藏在哪里。
 
远处传来日军专列运送物资的汽笛声，烟头烧到尽头，他才把烟摁灭。
 
刺杀向井一藤只是一次清算，不是故事的终点。天亮以后，刘书旺还要带着那一百多发子弹，去打一场专门伏击落单日军的硬仗。娱乐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