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拼命叫嚣着要将毛主席三七开，企图将毛主席拉下神坛的人，其背后隐藏的动机，是对伟人的诋毁与污蔑！！

1927年秋天，井冈山脚下。

一支打了败仗的队伍，只剩下几百人，枪不满百支，鞋子破得露脚趾。山上是袁文才、王佐的两支农民武装，占着地利，对这支外来队伍满是戒备。

硬打？打不下来。绕开？绕不开。

毛主席做了另一件事：派人送枪上山。

他挑了一批好枪，托人带上山去，话也带得明白：我们不是来抢地盘的，是来一起干革命的。

袁文才吃了一惊。他自己是绿林出身，见过太多“合作”是怎么回事——先称兄道弟，转身就吞并。可这回人家先把枪送过来。

他回了礼，送钱、送粮，打开寨门。

队伍上了山，落脚的地方有了。后来派何长工上山，一点点把这支农民武装改造成真正的红军。

井冈山那点火种，就是从这一步开始的。不是靠威压，是靠诚意；不是靠算计，是靠让利。

讲这件事，是因为这些年总有人拿着“三七开”这把尺子，在他身上划来划去。可他们量来量去，量的都是自己想量的一小截。

1945年8月28日，延安机场。

一架飞机停在跑道上。毛主席要飞重庆，同蒋介石谈判。

那时候，谁都清楚这是龙潭虎穴。有人劝他别去，太险。他把帽子戴上——那是一顶盔式帽，是从一位同志那里借来的。他走到舱门口，回过身，摘下帽子，向送行的人挥了挥。

那一挥，被摄影师拍了下来，后来成了一张著名的照片。

在重庆的四十三天，谈得极其艰难。谈判间隙，他把一首旧作抄给了柳亚子——《沁园春·雪》。

这首词在重庆传开，山城轰动了。很多人这才知道，这个从陕北窑洞里来的人，笔下的气魄是这样的：“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柳亚子写诗称他此行是“弥天大勇”。

一个敢把命押在谈判桌上的人，一个敢把自己的儿子送上战场的人，一个敢在强敌压境时拍板出兵的人——这样的胆魄，那些坐在书桌前拿尺子的人，拿什么去量？

当然，他不是不会错。

1961年，他发觉自己对农村的情况“摸得不实”。那一年，他组织了三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一头扎进农村，一住就是几个月。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各带一组，走村入户，和农民一起吃、一起算账。

调查组的报告送回来，他一份一份看，看完说，过去我们对农村的了解不够，很多问题要重新研究。

随后，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农业六十条”）一条条修订，食堂问题、自留地问题、分配问题，按实际情况调整。

这就是实事求是。错了，就承认；承认了，就改。他从来不是把自己当成不会错的神，他只是不肯让错误停在原地。

所以，那些想从他身上找“突破口”的人，最后都找不到。

因为他不贪。

他住中南海的房子，按月交房租、交水电费。外出视察，吃饭按标准交钱、交粮票。一件睡衣穿了十几年，补了七十三处。稿费不私用，多用来接济他人、办公事。亲戚想托他安排工作，一律劝回。

他不为家人谋私，不给自己修房子，不让人给自己祝寿，甚至连“大元帅”的军衔都辞了。

一个人把自己管到这个地步，别人想抓他把柄，抓什么？

于是他们换了个法子：不谈事实，只谈分数；不讲功绩，只讲“三七开”。拿一个数字，把几十年的血火、几十年的建设，压缩成几行字。

可历史不是考卷，人民也不是阅卷的老师。

五十年过去了。

韶山的铜像前，每年的12月26日，老乡们端着长寿面来；纪念堂门口，队伍从早排到晚；出租车里挂着小像，工棚墙上贴着旧画，农家堂屋正中那张被烟熏黄的面孔，一直都在。

人民的记性，比尺子牢。

那一夜的井冈山，枪送上去的时候，袁文才大概没想到，这支队伍会走到天安门。重庆机场那一挥手，送行的人大概也没想到，四十三天后他能平安归来。

他这一生，走的是刀尖上的路，做的是要命的选择。后来的人，坐在安稳的屋子里，拿一把尺子，说他该得几分。

这尺子，还是收起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