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西安电影制片厂还是全国电影界的笑话。拷贝发行量倒数第一，职工出差时，故意把行李箱上“西影厂”三个字遮住，生怕人家看见。

主要信源：（中国新闻网——吴天明捧第5代导演 田壮壮陈凯歌成就都有其功劳）

2016年5月，一个中年男人在直播镜头前跪了下去，为的是一部排片不到百分之二的电影。

片子叫《百鸟朝凤》，导演吴天明已经走了两年。

这个画面传开时，很多人第一次听见这个名字，却不知道三十多年前，正是这三个字让一群年轻人从各地往西安跑。

时间拨回1988年2月的柏林。一只金熊交到中国团队手里，那是中国电影头一回在世界顶级影展站到最高处。

捧熊的张艺谋后来反复讲，没有吴天明，那片高粱地根本种不下去。

吴天明当时的身份，是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

再往前五年，这个厂子是另一副模样。

厂里人出门办事，会拿手把箱子上印的厂名盖住，怕人问起来难堪。

那几年西影的片子卖不动，拷贝发行量排在全国末尾，上座率最差的几部里总能看到他们的名字。

厂区安静得反常，老导演翻报纸能翻一整天，年轻人靠墙发呆，谁也不知道下个月该干什么。

43岁那年，吴天明在陕北拍摄现场接到任命。

他不是外面调来的，年轻时考进厂里的演员训练班，跟着崔嵬学过戏，后来才改行做导演，这厂子的脾气他摸得清。

上任头一个月他几乎不开口，上午补觉，下午把各部门的人叫来听情况，晚上回片场干活。

一个月后他看明白，管事的都是50往上的人，位置坐得稳，谁也不肯挪。

然后就是那场大会，吴天明站在台上把新名单念出来。

一多半部门头头的职务当场没了，几个副厂长一起换掉，从底下提了几个年轻人上来。

会场当时就乱了，有人拍桌子，有人把茶缸顿得很响，有人扭头去省里递材料，还有人半夜打电话到他家骂。

他没躲，把挨骂这回事原原本本搬到职工大会上讲，说自己做的事经得起看。

中层干部的岁数，一夜之间从50多掉到30多。

他对钱的态度也怪，厂里年轻人考上北京电影学院。

学费路费全报，连自行车坏了修车的钱都算厂里的，工资一分不少。

半年光景，一百多人被送出去念书。

有人心疼，吴天明的回答很实在，钱给年轻人，拍砸了也算攒了经验，钱给老资格，能换来什么新东西。

1984年，陈凯歌、张艺谋、何群在陕西看外景，车坏在半道，身上也空了，拄着棍子摸到西影门口。

吴天明跟他们不熟，先让人弄了饭，听明白是缺钱，从摄制组匀出两三千块，又把一辆吉普车借出去跑了一个多星期。

他只提一个条件，这部戏拍完，回来给西影拍一部。

三年后张艺谋要去山东高密种高粱，麻烦来了。

剧本还没走完厂里的程序，生产令没批，账上按规矩一个子儿也动不了。

可高粱的节气不等人，那片地已经几十年没人种过这东西。

吴天明跑到几个车间主任那里，把原本留着发奖金的钱凑出来交到张艺谋手上，说这事出了岔子算他的。

《黑炮事件》是另一笔账，黄建新那部片子审没过，全厂等着中影那80万到账好涨工资，结果一分没来。

吴天明站到全厂人跟前把责任领了，说片子是他点头让拍的，黄建新当场就绷不住。

顾长卫分到厂里做摄影助理，吴天明说别做助理，直接掌机。

何平没拍过武侠，他回一句没拍过就学。

芦苇进来时是美工，吴天明塞了一千块让出去采风，回来想写什么写什么。

他把每年的计划切成三份，一份拍观众买票的商业片，一份拍能收回成本的主旋律，剩下一份专门给那些不挣钱的年轻人往国际上送。

说法很土，一头顾脸面，一头顾饭碗。

十年里西影出了95部片子，拷贝发行量从最末爬到最前，只用了两年。

1987年金鸡百花25个奖，西影拿走15个，业内后来管这里叫第五代导演的摇篮。

九十年代初他辞职去美国，回来拍了《变脸》，在东京拿了两座奖。

晚年吴天明憋着《百鸟朝凤》这个本子，等了十年，73岁才开拍。

女儿劝他别碰，题材沉，市场未必接，他没听，2014年2月片子剪完，一个月后心梗把他带走了。

后面的事就是开头那一跪，片子压了两年才上，撞上好莱坞大片，首日排片不到百分之二，七天票房三百来万。

方励跪完，排片涨了，票房最后到了4000来万。

西影那段日子最值得说的不是逆袭两个字。

一个厂子被人瞧不起，连箱子上的名字都要遮，根子上是里头的人先不信自己。

吴天明做的事说白了就一件，让这帮不敢抬头的人，把手里的活干到别人不得不看。

他没喊什么口号，就是把奖金变成种子，把位子让给年轻人，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

体面这东西，捂是捂不住的，藏也藏不住，只能一点点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