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7月，贺龙带领红二方面军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贺龙对张国焘说：“只讲团结，莫讲分裂，不然小心老子打你的黑枪”。

贺龙的话张国焘听进去了，对待红二方面军“处处收敛”，张国焘为何独怕贺龙？答案并不是贺龙三头六背，而是红二方面军的到来，在实力层面改变了甘孜的力量对比，让张国焘再想拿“总政委”头衔和人多势众来压人、拉队伍，已经行不通了。贺龙的强硬姿态和红二方面军的存在，让张国焘不敢硬来。

贺龙那句笑嘻嘻的话，表面是半开玩笑，实际是当面划红线：红二方面军不是来听你张国焘摆布的，你想把队伍往分裂的路上带，我这里不答应。

红二方面军一万多人，是独立走完长征、有自己指挥体系的队伍，不是红四方面军的下属。

张国焘并不死心，继而想安插人调换红二、六军团政委，结果他派的干部被贺龙统统接收，贺龙的处理是“人可以留下，怎么安排我说了算”——这等于告诉张国焘：伸手可以，但伸进来的手再也蜷不回去了。

张国焘想通过“开会”方式，用多数压少数来通过他的“决议”。任弼时问：“报告哪个作？有了争论怎么解决？”，贺龙紧接着说：“你作报告我们不同意，弼时作报告你大概也不同意”，拿会议表决压人这条路又被堵死了。

任弼时还截留了张国焘散发的带有分裂内容的宣传材料，把收缴来的材料，除存档其余一律烧掉。

这样一来，张国焘既没法用编造的谎言搅乱红二、六军团的人心，也没法用“开会”的方式把自己的意志变成“决议”。

其次朱德、刘伯承在红四方面军内部做了大量的工作，加上红二方面军坚决北上形成的影响力，让张国焘在西北局会议上越来越孤立。

朱德见到贺龙、任弼时说：“解决这个问题要有韧性，像吃橡皮糖，千万不要急，急了会破裂。”刘伯承也说：“对张国焘不能冒火，冒火要分裂”。

红二方面军的选择不是拍桌子摊牌，而是把目标锁死在“北上会合”。只要队伍往北走，张国焘那个自封的“王”到了陕北就什么都不是。

红二方面军一万多人往北走，红四方面军里愿意北上的就有了靠山，有贺龙在，朱德、徐向前、陈昌浩在岷州会议、洮州会议上腰杆就硬了几分，张国焘往西拉队伍的手就硬不起来。张国焘洮州会议上的“空前孤立”，是甘孜会师以来、红二方面军的强硬一点一点挤压出来的。所以，朱德那句“你们来了，我的腰杆子就硬了”，不是客套话。

张国焘对贺龙“收敛”，不是突然“懂事”了，而是红二方面军的存在，在甘孜形成了一根撑住局面的桩子。这根桩子立在哪里，哪里的天平就倒向延安、倒向团结、倒向北上。

贺龙的强硬、任弼时的防守、朱德和刘伯承的内敛、红二方面军整体北上的决心，合在一起，让张国焘再想靠人多势众和“总政委”头衔来拉队伍、搞分裂，已经不可能了。接下来改变的不仅仅是甘孜喇嘛庙前那几排座位上的座次，改变的是红四方面军整支军队前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