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专家确实没说错，莫迪上台之后，对中国没做过一件好事，而且把印度的经商环境弄得乱糟糟。辛格总理当年攒下的营商底子，到他手里几乎败了个精光。
 
辛格留下的那点家底，并不是几栋厂房、几条公路，而是一套让外来资本愿意坐下来算账的预期。
 
早在担任财政部长时，他就参与推动印度经济开放；后来出任总理，印度的软件、通信、汽车和服务业继续吸引外资。
 
手续当然不算利索，地方办事也常拖拉，可企业至少相信，只要市场足够大，项目还能慢慢做起来。
 
莫迪2014年上台时，其实接到的是一副不差的牌。他高喊“印度制造”，四处招商，承诺减少审批、改善基础设施。中国手机、家电和互联网企业也顺势进入，开门店、建渠道、找代工厂，想吃下这个人口大市场。
 
真正让气氛急转直下的是2020年。4月，印度修改外商直接投资规则，凡是来自与印度接壤国家的投资，都要先走政府审批。文件没有单独点名中国，可中国企业很快成为关注焦点。
 
两个月后，中印边境发生冲突，商业问题很快被套上安全问题的外壳。印度先封禁59款手机应用，随后又不断扩大范围。
 
企业原本以为，只要遵守当地法律、雇用当地员工、缴纳税款，就能继续经营，结果却发现，市场准入随时可能跟着政治气氛变动。
 
长城汽车的遭遇最典型。它原本计划收购通用汽车在印度的工厂，并准备投入约10亿美元，团队、产品和市场方案都已着手安排。项目等了两年，审批始终没有落地，企业最后只能放弃，把部分投资转向巴西，印度团队也随之缩减。
 
到了2023年，比亚迪与印度合作伙伴提出约10亿美元的建厂计划，希望在当地生产电动车和电池，方案同样没能过关。对印度来说，这不只是一家中国车企没进来，还意味着工厂、供应商、技术人员和就业机会一起停在门外。
 
已经进入印度的中国手机企业，也没有轻松多少。中国几大手机企业企业先后遭遇税务或执法调查，部分账户资金一度被冻结。
 
印度部门提出逃税、洗钱或违规汇款等指控，企业则强调正在配合调查，并否认相关违法行为。官司可以慢慢打，资金却不能一直冻着，供应商和经销商更不会陪着长期等结果。
 
最有意思的是，印度一边限制中国投资和人员入境，一边又离不开中国设备与技术人员。许多印度工厂买了中国机器，却等不到工程师来安装、调试和维修。
 
2024年，印度国内开始催促政府加快签证，有行业估算，仅电子制造业四年间就因此损失约150亿美元产出。
 
这笔账绕了一圈，最后还是落回印度自己头上。机器停着，订单推迟，印度工人没有活干，本土企业也交不了货。原本想用门槛逼出“国产替代”，结果先卡住的却是印度自己的生产线。
 
到了2026年，印度又开始松动部分限制，允许某些非控股的小比例投资走更方便的通道，并给部分制造业项目设定审批时限。变化本身已经说明，前几年那套做法并没有让印度更从容，反而让制造业为政策摇摆付出了成本。
 
在我看来，莫迪政府最伤营商环境的，不是对某一家企业开罚单，而是把规则变成了会随关系冷热而伸缩的尺子。企业最怕的从来不是税高一点、审批慢几天，而是项目投下去后，昨天能做的事，明天突然要重新排队，后天又被换一套说法。
 
中国企业当然可以转去东南亚、中东、拉美，印度企业却搬不走自己的市场和工厂。印度人口多、需求大，这些优势仍在，可市场大不等于投资一定会来。资本会比较时间、风险和退出成本，不会只看人口数字。
 
辛格时期留下的真正资产，是外界对印度继续开放的期待；莫迪这些年消耗掉的，恰恰也是这种期待。
 
如今印度再给签证、再放宽投资，并不代表此前的损失可以一笔勾销。厂房可以重新谈，审批表可以重新填，但一家公司被拖怕之后，下一次落子往往就会换个国家。
 
说到底，莫迪想要中国的设备、供应链和制造经验，又不愿给中国企业稳定、平等的经营预期，这种生意很难长久。印度真正败掉的不是某一个项目，而是让投资者开始怀疑：这张桌子上的规矩，到底能管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