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的冬风裹着黄土,在鲁北平原的水利工地上打着旋。冻土硬得像铁镐都啃不动的铁板,成千上万的社员攥着铁锹,裤腿上结着半指厚的冰碴,号子声混着喘息,顺着风飘出老远。
公社中心学校的老师们凑在一起琢磨,要给工地上的孩子们找点乐子,也给啃冻土的社员们鼓鼓劲。大伙连夜排了几个小节目,没有像样的演出服,就把过年才舍得穿的碎花棉袄翻出来,红脸蛋用红纸蹭两下,小辫子扎上从供销社换来的红头绳。
工地上的小伙子们凑在一起,三下五除二就用木板和秸秆搭起了个半人高的台子,四面用铁锹铲开积雪,清出一片空地。消息顺着风传开,正在打夯的社员们扔下手里的木柄,扛着铁锹就往这边跑,连裤腿上的泥都没顾得上抖落,没一会儿就把小台子围得里三层外三层。
平日里只有号子声撞着冻土的坝基,忽然飘出了孩子们清亮的歌声。扭秧歌的小丫头踩着冻硬的地面转圈圈,鞋底蹭得冻土上的碎冰渣子乱飞,逗得大伙直拍大腿笑,粗粝的笑声撞在土坡上,滚出去老远。
没人想着要什么加班费、工分补贴,可看着台上蹦蹦跳跳的半大孩子,知道有人惦记着自己的辛苦,攥铁锹的手就又添了几分力气。
没人想着要留下什么影像,县里来的宣传干事举着老式相机,咔嚓一声按下快门。镜头里满是泥点的棉袄、冻得通红的笑脸、孩子们晃着的小辫子,把这片满是硬土和汗水的工地,揉进了热乎的人情味,成了那个冬天最暖的念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