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九年，北京，一间小酒馆。四位老头坐在木桌旁，阳光斜照着白瓷壶、一摞小碟、盘里吃食。因为，镜头只对着桌子，所以看不到柜台与酒坛、提斗。实际上，酒铺进门是柜台，十五平米坐二十来人，二十来平米算大店，柜台里摆酒坛，打酒用长把木提斗舀。
柜台有着规矩：坛口红布包木盖，提斗咚地垂到坛底再提上来，一斗一两或二两；老辈讲急酒慢油，打酒偏要慢，一防晃洒，二让盈溢便宜人。更早有大酒缸，缸半埋地下，缸盖当桌，二两起。
“几毛钱”是笼统话。价目细：二锅头七分一两，红薯干酒五分，二两一毛四，添碟肉皮冻一毛，一顿不到三角；另说一毛三。四分钱酱豆腐，蘸山里红渗半天酒。只备凉菜，无热炒主食。来的是退休工人、车夫、酒腻子，有人倚柜一仰脖；老辈说莫谈国事，只聊京剧、街面趣闻。
一九五九年偏不是随便喝的年份。粮食收紧，二锅头产量受限，酒厂拿白薯、马铃薯酿酒省粮；十月朱老总那个视察红星，讲勤俭节约。此后凭购货本每户每月限购两瓶，国家定价到一九九零年。
摄影师没拍柜台，拍的是桌边。
屋里没人提国事，只管慢慢抿完二两。后来大酒缸绝迹，酒铺一家家关，汪曾祺写《安乐居》，还分得出喝一毛三的和喝二锅头的。今天买酒不用本子，那排坛子、提斗带上来的一股酒香，没处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