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说：刘伯承是天龙下凡，在军事上刘伯承比自己强十倍！
刘伯承军事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1946年9月16日，毛主席起草《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专门举出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定陶战役。前线一场仗，怎么会被写进中央军委给全军的指示？因为定陶一战，刘伯承解决的不只是眼前的敌军进攻，还把兵力处于劣势时怎样组织歼灭战，变成了全军可以借鉴的战法。

当时国民党军向解放区发动进攻，兵力和装备占优。

晋冀鲁豫野战军手里的主力有限，平均摊在战线上，只会被对手牵着走；若一味后撤，解放区又会被压缩。刘伯承、邓小平没有试图在每个方向都挡住敌人，而是集中力量打击敌军一部，先在局部造成兵力优势，再争取下一步主动。

这套打法最怕两件事：主攻方向判断错，或者动作慢半拍。敌人退得快，集中兵力就会扑空；援军来得快，进攻部队又可能被反包围。刘伯承必须同时计算敌情、地形、行军速度和部队承受力。定陶战役取得胜利后，毛主席在9月16日的指示中引用这场战役，阐述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

兵力优势也不是简单的人数相加。它只在一个方向、一个时段内成立，必须靠侦察、机动和连续作战维持。打完敌军一部，主力还要能及时转移，不能为了守住战果被钉在原地。

作战计划必须给下一步行动留出余地，否则局部胜利也可能变成新的被动。

刘伯承的这种作战思路，有更早的战场根基。抗日战争时期，第一二九师进入太行山，面对日军据点、交通线和分割封锁。八路军主力数量有限，若只守着根据地，日军就能依靠据点和道路逐步压缩活动空间；若把主力分散到各处袭扰，又容易被日军各个击破。

在这样的局面下，刘伯承逐步发展“敌进我进”的作战方针。日军向根据地推进，八路军不只后撤避战，还组织武装工作队和游击力量进入敌占区，打击交通线、袭扰据点，迫使日军分兵守备。1941年6月30日，他发布《关于游击集团的训令》，把游击力量的编组、任务和协同关系纳入组织部署。主力部队保持机动，地方武装和民兵熟悉村镇道路、掌握地方情况，各自承担不同任务，彼此配合。

这套办法的难处，在于既要把力量伸出去，又不能让部队散掉。
游击队如果只顾零敲碎打，难以改变敌我态势；主力如果陷入守点守线，也会失去机动能力。刘伯承要让地方武装承担敌后牵制，让主力保有集中作战的能力。

日军守着据点，却还要派兵护路、巡线、应付袭扰，原本用于进攻的兵力被牵制在守备任务里。根据地的活动空间扩大，主力也有条件选择有利时机打歼灭战。

长征途中，金沙江渡口曾是红军能否摆脱追兵的关口。
刘伯承率干部团抢占皎平渡口，组织部队连续渡江。渡口要守住，船只要连续运转，各路部队和辎重还要有次序地通过。

渡江能否连续完成，取决于渡口控制和队伍调度能否同时跟上。
毛主席曾转述朱德的话，说四川人称刘伯承“一条龙下凡”。毛主席统筹全军转移的方向和时机，刘伯承则把抢占渡口、船只调度和部队通过一项项落实。前者决定全军往哪里走、何时走，后者要保证这条路真正走得通。

1947年挺进大别山，又呈现了这种分工。中央决定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刘伯承、邓小平率部执行。

部队远离原有根据地，补给困难，国民党军又持续追击。
中央定下战略目标，刘伯承、邓小平必须在行军途中根据敌情调整路线和作战次序；目标不能丢，部队也不能被追兵拖住。

新中国成立后，刘伯承把工作转向军事教育。
长期战争中，许多指挥员靠战场磨炼成长，军队走向正规化后，光靠个人经验已不够。大兵团作战需要系统课程、教材和训练制度，军官要能从战略到战术理解作战。

1950年，刘伯承受命筹办军事学院并担任院长，学院于1951年初在南京成立。
他选拔教员、审定课程和教材，既研究外国军事科学，也把中国革命战争经验和古代兵法纳入教学。他还组织翻译外国军事著作，要求教员把外国经验放到中国战场条件下讲授。

毛主席支持学院建设，并要求它承担全军军事教材编写任务。
课堂里研究的不只是战役经过，还包括兵力如何配置、不同部队如何协同、指挥员怎样判断战机。战争经验由此不再只留在刘伯承和老部队的记忆里，而成为新一代指挥干部必须学习的课程。


1986年，邓小平在《悼伯承》中写道：“说伯承同志的军事理论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恰如其分的。”

刘伯承把战场上瞬息万变的判断，变成了可以写进命令、编进教材、交给下一代指挥员的本领。这正是他对毛泽东军事思想最扎实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