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有八路军 “游而不击” 的说法？真相是什么？

1940年3月8日，重庆全国参谋长会议上，八路军代表叶剑英作《关于作战与磨擦问题》的报告。会场上，针对八路军的指责集中在两个问题：游而不击、制造摩擦。

叶剑英拿出八路军两年多来的作战记录，其中较大战斗统计为2689次。

一支被指责不打仗的军队，为什么要在国民政府召开的军事会议上专门拿出战斗记录？这场争论，牵涉的不只是战绩，还有八路军能否保留独立指挥权的问题。

“游而不击”并非重庆会议上才冒出来。1938年1月，汪精卫在《如何使用武力》中谈到游击武力，已经用过这四个字，文章没有直接点名八路军。1939年3月，毛主席为《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作序，已经指出汪精卫等人用这句话攻击八路军和游击队。

到了1940年，这一指责被带进重庆参谋长会议，落到八路军是否积极抗日、是否与友军制造摩擦两个问题上。

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名义上进入国民政府的军事序列，部队却仍由中共独立领导。国民政府要求统一指挥，中共不愿交出部队的实际控制权。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八路军在华北建立根据地、扩大队伍，既是敌后作战的需要，也改变了当地的军事和政治格局。国民党担心出现不受中央控制的军队与地方政权，中共则担心失去指挥权后，部队和根据地难以维持。
双方争夺的并不只有战场上的一条防线，还有军队归谁调动、地方武装听谁指挥、根据地由谁管理。

日军占据华北主要城市、铁路干线和交通枢纽，装备、火力和机动能力都占优势。
八路军如果集中主力守城、守路，按正面战场的办法与日军拼阵地，很容易被优势火力压制。敌后部队只能分散活动，依托村庄、山地和群众关系，寻找日军据点之间的空隙：袭击运输队，破坏铁路桥梁，伏击小股日军，攻击孤立据点，得手后迅速转移。
这样的部队很少长期守着一座城，也不一定在日军眼前摆开阵势。

铁路要派兵守，桥梁要设防，车站要驻军，孤立据点一旦遭袭就得增援。日军据点还承担巡逻、征粮和控制周边乡村的任务，一个据点受袭，周围道路和村庄的控制也会受到牵连。扫荡部队进入根据地，还要防备沿途伏击。

八路军不必天天与日军打大规模会战，也能迫使日军把兵力分散在漫长的交通线和占领区。
只用正面会战的标准衡量抗战，敌后战场对日军兵力的牵制就会被漏掉。

毛主席1938年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提出游击战要主动、灵活、有计划，既要保存自己，也要消灭敌人。
避开强敌，不等于放弃进攻；保存主力，是为了等待有利时机打击敌人。
游击战如果只剩下转移和躲藏，不袭扰日军，不破坏交通，也不发动群众，部队就会逐渐失去战场作用。

1940年8月，百团大战打响。
八路军先后投入105个团，围绕华北铁路、公路和日军据点展开破袭与攻坚，统计作战1824次。正太铁路遭到集中破坏，日军交通运输受到严重影响。

铁路承担兵员调动、弹药粮食运输和据点补给，线路中断后，沿线守军的联络与增援也会受阻，修复铁路还要调集工兵和护路部队。每一次破袭，都迫使日军重新分配守备力量。
日军随后加紧对根据地的报复性扫荡，敌后部队也付出沉重代价。

1941年至1942年，日军在华北发动千人以上扫荡132次，其中万人以上的大规模行动有27次。
根据地被分割封锁，部队伤亡增加，粮食、药品和兵员补充都陷入困难。主力不得不分散转移，地方武装和民兵承担侦察、破袭、联络、转运伤员等任务。战斗形态更加分散，部队的行动常常表现为转移、隐蔽和反袭扰，而非大兵团集中出击。
一旦主力被歼，交通线袭扰和地方武装网络也可能随之断裂。

毛主席早在1938年就把“游而不击”列为必须纠正的倾向。
部分地区的部队曾因担心日军报复、害怕根据地受损而行动保守。
长期不打，日军就能巩固据点，群众也会怀疑部队是否还能保护自己。部队既要避开日军主力，又要在敌人薄弱处组织袭击；只转移、不出击，同样会让根据地失去生存空间。

1943年，日本华北方面军的年度统计记载，当年与中国军队交战约1.5万次，其中涉及中共军队的行动约占75%。这一比例只涉及华北方面军与中国军队的交战次数，并非侵华日军全部兵力的分布。

重庆会议上，八路军被指责不积极作战；华北日军的年度作战统计中，中共军队却成为主要交战对象。国共双方争夺的是军队指挥权和根据地，日军在华北面对的则是不断袭扰交通线、攻击据点、破坏占领秩序的敌后武装。

被指责“游而不击”的八路军，恰恰让日军始终无法把华北变成可以放心抽兵的后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