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昌浩回国后默默无闻，妻子任副部长，儿子却是万人敬仰的大人物，新中国的汽车工业奠基人！


1952年6月，陈昌浩回到北京，刘少奇等人到车站迎接。
可就在这时，他的儿子陈祖涛还留在苏联，正以一汽驻苏代表的身份参与新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的筹建。父亲回国，儿子留在莫斯科；一个从红四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转入编译工作，一个正把机械知识、技术谈判和设备筹备带进中国汽车工业。

父子两人的道路，从这一年起已经分开。

陈昌浩曾是红四方面军的重要领导人。1932年，鄂豫皖根据地反“围剿”失利，红四方面军向川北转移，他与徐向前等人创建川陕根据地。

1936年，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陈昌浩担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徐向前任总指挥。

西路军在河西走廊遭到马家军围攻，补给困难，兵力和装备损耗严重，最终失败。
陈昌浩承担着主要领导责任，但这场失败并非一个人的指挥失误可以解释，中央部署、河西地理条件、敌我力量差距和后勤困境，都影响了部队的命运。

回到延安后，陈昌浩没有重新担任方面军指挥职务。他在中央宣传部、陕北公学和抗大等单位工作，1939年因病赴苏联治疗。后来，他留在莫斯科外文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长期接触俄文书稿和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编译。战争年代里，他曾在前线处理军政事务；在莫斯科，他的工作转向文字、译稿和出版。

1951年12月22日，陈昌浩致信周恩来，提出回国参加工作的愿望。

1952年1月，刘少奇批示同意调他回国。回到北京后，他先任中央马列学院副教育长，1953年起担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参与经典著作翻译、编辑，并参加《俄华辞典》的编纂。

中央编译局承担经典著作的译介整理，译名、术语和文本都需要长期积累。陈昌浩在苏联外文出版社积累的编辑经验，正好用在这些工作上。此后十余年，他的日常工作围绕书稿、译文和辞典展开。

张琴秋曾是陈昌浩的妻子。两人后来分开，1943年她与苏井观结婚。

新中国成立后，张琴秋担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她早年参加革命，在红四方面军工作过，也曾赴苏联学习，接触纺织专业知识。

进入纺织工业部后，她参与生产管理和技术推广，工作涉及工厂生产、行业组织和技术改进。到陈昌浩1952年回国时，两人已经各有家庭，张琴秋的职务也来自她自己的革命经历和工业工作。

陈祖涛的经历又是另一条线。
1928年，他出生于湖北，母亲是刘秀贞。1939年，他随父亲赴苏联，后来进入莫斯科鲍曼高等技术学校学习机械工程。1951年毕业后，他先回国，同年又赴苏联担任一汽驻苏代表，参与汽车厂建设所需的技术谈判和设备引进。

那时的新中国缺少完整的汽车制造体系，买到机器只是开头，图纸要转化成厂房布局，设备要安装调试，工序要衔接，零部件还要形成稳定供应。懂俄语、懂机械，又熟悉苏联工厂的陈祖涛，承担了技术沟通与国内建设之间的衔接工作。

1955年，陈祖涛正式回国，进入第一汽车制造厂参加建设。
他参与工厂设计、生产准备和工艺管理。一汽建设有苏联技术援助，也依靠国内工程师、技术人员和工人的协同劳动。

1956年7月13日，第一辆解放牌汽车在长春下线。陈祖涛参与的工作，贯穿技术引进、工厂设计和生产准备，作用落在一项项具体工序上：设备怎样安装，生产流程怎样衔接，图纸怎样变成能够制造汽车的车间。

一汽投产后，陈祖涛没有停留在一个工厂。1964年，他参与第二汽车制造厂筹建，进入五人领导小组，后来担任总工程师、技术副厂长。二汽选址十堰，既要考虑三线建设的战略要求，也要考虑铁路运输、设备进场、生产布局和配套供应。

十堰山地交通条件复杂，大型设备运输、职工安置、厂区规划和零部件供应都要逐项安排。陈祖涛参与的，是从总体规划走向施工和生产准备的技术工作。

1981年，他又参与筹建中国汽车工业公司，后来担任总经理，工作范围从工厂建设延伸到行业组织。饶斌、孟少农等技术和管理人员，以及苏联援助人员、国内工程师和产业工人，也共同参与了中国汽车工业的建设。陈祖涛长期处在技术引进、工厂建设和行业管理的交界处，经历了汽车工业从一座工厂走向多个生产基地、再走向行业体系的过程。

陈昌浩于1967年7月30日去世。1980年8月20日，徐向前主持了他的追悼会。
那时，陈祖涛已经参与一汽、二汽建设，并进入汽车行业管理岗位。陈昌浩在中央编译局参与经典著作译编和《俄华辞典》的编纂，陈祖涛则把机械训练和苏联工厂经验带进中国生产现场。

父亲没有重新回到战场，儿子也没有靠父亲的旧日声望完成事业。

陈昌浩的十余年编译工作和陈祖涛数十年的工业实践，分别落在书稿与生产线上，构成了这个家庭在新中国建设中的两条不同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