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将帅们已全部谢世

大元帅(设而未授)

元帅10人

大将10人

上将57人

中将177人

少将1360人
合计1614人，已全部谢世


2026年11月7日，王扶之在辽宁大连病逝，享年104岁。
他是最后一位离世的开国将军。随着他的离去，1955年至1965年间获得元帅和将官军衔的1614人，全部谢世。

这份名单里还有一个特殊的军衔：大元帅。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将它列入军衔等级，但实际没有授予任何人。真正获得军衔的，是元帅10人、大将10人、上将57人、中将177人、少将1360人。

要弄清1614人从哪里来，得从1955年9月27日说起。

那一天，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元帅授衔仪式，紫光阁举行将官授衔仪式。首批获得元帅军衔的10人、大将军衔的10人，上将55人、中将175人、少将798人。到当年年底，少将累计达到800人。
当时的人民解放军已经结束大规模战争，开始把建设重心转向正规化。战争年代，指挥员的威望、资历和职务往往与战场经历紧密相连。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军队规模、专业分工和干部岗位发生变化，光靠原有的职务关系，已经难以满足军官队伍规范管理的需要。

1955年2月通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正是为这件事建立制度。条例把军官划分为指挥、政治、技术、军需、军医、兽医、军法和行政等类别。评定军衔时，既考虑现任职务，也考虑政治品质、业务能力、服役经历和革命贡献。

这里有个容易被忽略的地方：军队在1955年以前当然已经有军、师、团编制，也有严格的上下级指挥关系。新军衔制度要解决的，是把军官个人等级进一步规范起来，使军衔与职务、晋升和管理形成相互衔接的制度。

这就涉及一个实际问题：军队里需要多少将官？
一个军区有军区机关，一个军有军部，一个师有师部，下面还有各兵种、技术单位和保障机构。除了带兵打仗的指挥员，还有负责通信、工程、医疗、装备、供应和行政工作的军官。这些岗位都需要明确的等级和责任关系。

少将人数后来大幅增加，正与这套制度的扩展有关。

1956年至1958年，少将补授6人。1961年至1964年，又有554人获得少将军衔。这样算下来，少将最终达到1360人，占1614人的八成多。单是1961年至1964年增加的554人，就占最终少将总数的四成多。与此同时，上将由55人增加到57人，中将由175人增加到177人。

这554人也并非全部由大校晋升。后期授衔中，既有大校晋升少将，也有直接授予少将的干部。公安学院副院长吴杰、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李如洪，就是直接授予少将的人员。

把这两个人放进名单里看，少将群体的构成就有了不同的面貌。他们所处的岗位并非传统野战部队的师级指挥岗位，而是公安教育和国防工业系统。军队正规化建设需要专业干部，军衔制度也随之覆盖了越来越多的专业领域。

所以，1360名少将不能简单地理解成1360名战场上的师长。他们来自不同单位，承担不同职责，有人长期在作战部队，有人从事技术、医疗、后勤和行政工作。战争年代形成的干部队伍，正在进入更加细密的专业分工之中。

王扶之正好经历了这一变化。
1923年，他出生于陕北，1935年参加红军。1955年授衔时，他获得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少将。后来，他担任乌鲁木齐军区副司令员，1998年离休。

他的军衔变化只有两个清晰的节点，却跨过了首次授衔和后期晋升两个阶段。1964年晋升少将，第二年，军衔制度便退出了人民解放军的日常管理。

1965年5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取消军衔制度的决定，6月1日起施行。军官不再佩戴原来的军衔标识，部队的编制、职务和指挥关系仍然照常运行。军衔制度取消，并没有让军队原有的组织体系随之消失。

1988年，人民解放军恢复军官军衔制度。全国人大常委会还专门通过决定，对1955年至1965年期间授予的军官军衔予以确认，同时规定了不予确认的特定情形。新军衔体系并未照搬旧制，当年设置的一级上将，到1994年才正式取消。

王扶之的一生，恰好跨过了这段制度变化。他在1955年获得大校军衔，在1964年晋升少将，经历了1965年的取消，又活到了1988年军衔制度恢复之后。

2026年11月7日，这位104岁的老人离开了。1614名获授元帅和将官军衔的人，从此全部成为历史人物。

1955年，他们走进同一套军衔制度；1965年，这套制度退出日常管理；此后，他们各自走过漫长岁月。王扶之是最后一个离开的人。

军衔制度只运行了十年，1614个人却用一生走过了它的建立、扩展与退出。肩章可以摘下，制度可以调整，但那段把战争年代的干部队伍带入正规化建设的历史，不能随着最后一位亲历者离世而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