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解放军快进成都时，张大千靠国民党高官张群，拿到最后三张飞台北的军用机票，带着四夫人徐雯波，和几十幅自己临摹的敦煌壁画登机。
 
时间是1949年12月6日，解放军正向成都推进，城里局势很乱，机场的机位特别紧张，普通老百姓根本拿不到机票。
 
当时张大千人在成都金牛坝的住处，他托关系找到时任西南军政长官的张群，靠着张群帮忙，拿到了三张飞往台北的军用机票。
 
三张票，名额有限，张大千带上四夫人徐雯波，还有一个女儿张心沛，另外带上62幅他亲手临摹的敦煌壁画摹本，去往新津机场等候登机。
 
这批敦煌临摹画，是张大千早些年在莫高窟，耗时两年多，一点点对着壁画临摹出来的，他前后一共临摹了两百多幅，这次只挑出62幅随身带走，剩下的大部分临摹品留在了成都。
 
到了机场，飞机是军用运输机，载重卡得很严，画件占了不少空间，其余大件行李只能舍弃，张大千、徐雯波和女儿，连同这批画，登上飞机，飞机从新津机场起飞，目的地是台北松山机场。
 
简单讲，这一趟走，他大部分家人没能同行，刚出生七个多月的幼子张心建，留在成都，托付给裱画师傅代为照料，之后由张大千的大夫人曾正蓉抚养长大。
 
飞机落地台北之后，这批敦煌临摹摹本先交由相关机构保管，之后张大千辗转香港、印度、阿根廷、巴西多地旅居，带着这批临摹画在海外办展览。
 
留在大陆的那一批敦煌临摹作品，在1953年、1955年，由张大千留在国内的家人，按照他之前的嘱托，分批捐给四川博物院，由国家收藏。
 
他随身带走的62幅敦煌临摹壁画，一直到1969年，张大千正式把这批作品捐赠给台北故宫博物院，入库收藏。
 
算笔账就懂了，同一批敦煌临摹作品，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留在大陆入藏川博，一部分随他远行，最后入藏台北故宫，两边都有他当年在大漠里辛苦留下的艺术成果。
 
从1949年登机离开成都之后，张大千常年在海外漂泊，直到晚年才定居台湾，这一生再也没有回到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