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已经陷入群体性迷失！”清华大学教授彭林曾说：都在讲发展，而这些都是物质发展。现在我们陷入了一个群体迷失，忘了社会发展最根本的就是人自身的发展。如果只追求物质增长，忽视人的品德、精神修养，人自身的发展跟不上，社会的幸福感也很难真正提升。


彭林那句话之所以能传开，不是因为说得多新鲜，而是因为它戳中了一种很普遍的体感，日子比过去宽裕了，选择比过去多了，但很多人心里那根弦反而绷得更紧，说不清到底在忙什么，也说不清忙到最后图什么。


这里需要先把一个容易走偏的地方说清楚，讲人的发展，不等于否定物质发展。


吃不饱饭的时候谈精神丰盈是空的，这一点不需要回避，问题出在顺序被颠倒之后。


物质增长本来是给人提供条件的，可一旦它自己变成了目的，人就会反过来围着它转。


城市建得越来越像样，公共空间却未必让人更愿意停下来；商品越来越多，挑选本身成了一种消耗；收入涨了一些，可用来安放自己的时间反而少了。


物质发展的账本很直观，人的状态却很难被同一套指标衡量，于是前者不断被放大，后者不断被推迟。


推迟久了，就会产生彭林说的那种迷失：不是不知道在忙，而是不知道忙的方向对不对。


官方话语其实早就注意到了这个落差，这些年反复讲“从物的发展到人的发展”的转向，讲“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不能偏废，讲的正是同一件事。


投资于物见效快，修一条路、建一座厂，成果摆在那里；投资于人周期长，效果散落在日常里，不容易被看见，也不容易被算成政绩。


两种投资的节奏不一样，评价方式也不一样，前者天然占便宜，后者天然吃亏。


如果制度设计不刻意往“人”这一侧加一点重量，市场逻辑和社会惯性就会自动把资源往看得见的地方推。


彭林的话之所以刺耳，是因为他提醒了一个常识：路修得再好，走在上面的人如果不会好好走路，路的用处就少了一半。


消费社会对这一点的放大作用尤其明显，人民日报写过一句很平实的话，说把物质符号当作自我认同的标尺，容易掉进“越消费越空虚”的陷阱。


这背后是一个很简单的机制：用买东西来确认自己是谁，确认一次管一阵子，下次还得再买。


情绪可以靠消费安抚，但安抚完之后，那个需要被安抚的东西并没有消失。


年轻人嘴上说“纯过日子”，看起来是往回收，其实也是在替上一轮过度扩张的消费叙事还账。


一个社会如果长期把“拥有什么”当作衡量人的主要刻度，那么人就会越来越难从“是什么样的人”这件事上获得稳定的满足感。


把镜头稍微拉远一点看，别的社会也走过类似的路，物质丰裕到一定程度之后，精神层面的空洞不会自动被填上，有时候反而更显眼。


区别在于，有的地方把它当成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公共问题，有的地方把它交给个体自己去消化。


交给个体消化，听起来很尊重自由，实际上是把结构性的压力转译成个人的焦虑。


一个人觉得自己活得不对劲，如果周围所有人都在告诉他“你只是不够努力”，那种不对劲就会被压回去，变成一种说不出口的疲惫。


彭林说的“连人都不会做好”，指的其实就是这种状态：不是道德败坏，而是人失去了对自身处境的判断力，只剩下跟着跑的本能。


真正需要调整的，是衡量发展的那套尺子，一个社会好不好，最终要看它把人塑造成了什么样子，而不是只看它堆起了多少东西。


这个判断听起来抽象，落到地上却很具体：教育是在培养会考试的人，还是在培养会想事的人；工作是在消耗人，还是在让人积累可以带走的能力；城市是在把人赶着走，还是在给人留出慢下来的余地。


这些问题的答案不会直接出现在统计公报里，但它们决定了一个人每天醒来时的状态。


物质发展能解决“有没有”的问题，人的发展解决的是“值不值得”的问题，后者没有前者，是空谈；前者没有后者，是空转。

信源：
人民论坛，2026-01-28——“感悟新年贺词中的‘为幸福打拼’”

光明日报，2026-11-02——“人民美好生活何以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旨归”

人民日报，2026-08-24——“深刻把握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辩证统一”

人民日报，2026-06-07——“真正的青春底气源于内心丰盈”

中国新闻网，2021-12-14——“东西问 | 彭林：礼仪之邦如何重振中华之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