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最大的优点是遇事果断坚决，而周总理最大的优点是不轻易决断，两人这种看似相左的性格特征恰恰形成了完美互补，成为了历史上的最佳搭档。
 
1935年3月，红军长征走到贵州，中央开会讨论要不要攻打打鼓新场，会上多数人同意出战，只有毛主席反对，他判断，敌人已经在那里布下重兵，长途奔袭很容易被包围，争论过后，会议表决通过开打，毛主席当场提出辞去前敌司令部政委。
 
当天夜里，天黑路窄，毛主席提着马灯，顺着山间小路去找周恩来，他把敌情、风险一条条摆出来，请周恩来暂缓下发作战命令，周恩来听完，同意第二天一早再召集大家重新商议，第二天新情报送到，蒋介石的援军正在向打鼓新场快速靠拢，会议随即取消进攻计划，红军避开了一场有可能全军遇险的恶仗。
 
这件事就能看得明白，关键时刻，毛主席看得准、敢坚持自己的判断，而周恩来不会急于敲定决定，愿意再核实情报、再组织讨论，留出缓冲空间。
 
到了解放战争三大战役阶段，毛主席是中央军委主席，周恩来是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军委作战室每天收到四面八方的战报，电报先送到周恩来手上，他对着地图标注兵力、核对各方情报，摸清敌我部署之后，再去找毛主席汇报。
 
重大战略方向，由毛主席定下决心，起草作战电报，各种细节问题、前线临时变化，周恩来逐条核实，拿出预案，再一起商量，所有下发的军事电报，都要经过周恩来核对签发。
 
战况紧急的时候，部分电报先发出，后续再送其他领导传阅，辽沈、淮海、平津三场大战，就是靠着这套配合推进，一步步吃掉国民党主力部队，奠定解放全国的基础。
 
重庆谈判也是典型例子，1945年8月，蒋介石接连发电，邀请毛主席去重庆谈判，延安开会讨论，不少人担心安全，不赞成毛主席赴渝。
 
最后，毛主席定下决断，动身前往重庆，周恩来提前梳理谈判预案，一条条准备让步底线，全程陪同，谈判期间，周恩来每天和国民党代表逐条磋商，记录对方诉求，核对每一条文字表述，遇到拿不准的，及时和毛主席商量。
 
谈判前后四十三天，双方签署《双十协定》，毛主席把握去不去谈这个大方向，周恩来负责把谈判细节、风险点全部摸清楚，稳妥落地。
 
新中国成立之后，朝鲜停战谈判又是一样的配合模式，谈判前后持续两年，前线一边打仗，桌上一边谈判。
 
毛主席把控谈判大原则、重大节点，关键节点亲自起草电报指示，周恩来每天接收前方代表团电报，通宵梳理谈判动态，研判美方话术，起草回复意见，重要内容报送毛主席审定。
 
大量日常交涉、细节博弈，由周恩来统筹处置，前后形成一百多份电报文稿，靠着这种配合，最终达成停战协议，稳住朝鲜战场局面。
 
简单讲，遇到生死攸关、方向要定的时候，毛主席敢于下决断，把大局方向拎清楚，周总理不急于拍板，先核实信息、摸清各方情况，把风险、细节全部捋顺，再一起敲定方案。
 
一个定方向、下决心，一个查细节、慎斟酌，两种行事方式看着不一样，放到革命大事里，刚好互补，几十年并肩，一起扛过无数难关，这也是第一代领导集体能够不断战胜危机的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