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实在在地说：共产党是毛主席缔造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缔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更是毛主席领导共产党，有无数革命先烈缔造的。所以说，我们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干部，都应该永远铭记毛主席。

1929年12月，福建上杭，古田。

廖氏宗祠里，天很冷。屋角放着一个炭火盆，火苗不大，烟气绕着房梁。一百二十多名代表挤在里面，坐的是长板凳，膝盖上摊着纸。

这是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

那一年，红四军内部吵得很厉害。吵什么？吵军队到底该听谁的。有人主张，军事首长说了算，前委不要管太多；有人觉得，打仗就是打仗，政治工作是“卖狗皮膏药”。

毛主席那阵子在闽西养病，打摆子，瘦得厉害。他是被人用担架抬回来参加会议的。

会上，他把这些问题一条条摆开。决议写了八个部分，其中最关键的一条是：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

这就是后来那句“党指挥枪”的由来。

会议结束，红四军的面貌变了。支部建在连上，士兵委员会，政治委员制度，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一支从旧军队里脱胎出来的队伍，从这时起，才真正有了魂。

这个魂，不是天生的。是三湾改编时定下的，是古田会议上写清的，是无数条规矩一条条垒起来的。

党也是这样。

1921年夏天，上海，望志路。十三个年轻人，平均年龄二十八岁，在一间客堂里开会。毛主席是其中之一，那年他二十八岁。

党成立了，可党并不是一开始就知道路该怎么走。

后来的十几年里，它犯过错，走过弯路。照搬外国经验，硬打大城市；照搬外国打法，阵地对阵地。结果呢？第五次反“围剿”惨败，湘江一战，八万六千人打到只剩三万。

是遵义会议把方向扭了过来。是延安整风把教条主义一点点清了出去。是七大把毛泽东思想写上了旗帜。

一个政党，从二十几个人，到几百万人；从照本宣科，到实事求是；从跌进绝境，到走出自己的路——这中间，是一次次纠错，一次次重生。

国家的缔造，更是一场硬仗。

1949年9月，北平。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六百多名代表，从各党派、各民族、各行各业赶来。会上讨论国旗、国歌、国号。

国旗征稿来了几千份，最后选中编号“32”的那一幅——五星红旗。国歌讨论，有人提议改词，有人提议另作，最后定下《义勇军进行曲》，还是那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国号也讨论了很久。有人主张叫“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有人提议简称“中华民国”。最后，张奚若提出：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好，简洁，也准确。

一个国家的名字、一面旗帜、一首国歌，就在这些争论里定了下来。

10月1日下午三点，天安门城楼。毛主席走到麦克风前，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那一刻，广场上几十万人沸腾了。

从1921年那间客堂，到1949年这座城楼，二十八年。

二十八年里，这个党开过多少次会，走过多少条路，埋过多少人？没人算得清。

所以，说“党是毛主席缔造的”，说的不只是1921年那一次会议上的十三分之一。说的是他把一个年轻的党，从教条里拽出来，从绝境里拉出来，教它怎么实事求是、怎么依靠群众、怎么自己走路。

说“军队是毛主席缔造的”，说的不只是三湾那一夜的改编。说的是他把一支会溃散的旧军队，变成了一支知道为谁打仗、知道为什么打仗的人民军队。

说“国家是毛主席领导党和人民缔造的”，说的是那二十八年的血，那二十八年的汗，和最后那一声宣告。

这三个“缔造”，不是一个人的功劳簿。它背后是千千万万烈士，是无数普通人的牺牲。但那条主线，那个方向，那份在最危急时刻的判断力，确实是他给的。

今天的领导干部，坐在办公室里开会、批文件、下基层。这些日常，往上追，都能追到古田那间冷屋子，追到遵义那间厅堂，追到天安门那座城楼。

知道了来路，才知道自己站在哪里。

不知道来路的人，走着走着就忘了自己是谁。

所以，铭记不是一句口号。铭记是在翻开一份文件的时候，想一想这条路是怎么走过来的；是在做一项决策的时候，想一想当年那些人为什么能把事情办成。

古田那盆炭火，早就灭了。可它烧出来的那条规矩，还在。

这就是那三个“缔造”留下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