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北京有种店，叫“鸡毛房”。三文钱一晚。进去要把衣服脱光，钻进一堆鸡毛里，只露个头。不是老板变态。鸡毛得贴着肉才暖，穿着衣服钻，等于白花钱。
 
这地方在旧书里有好几个名字，鸡毛房、鸡毛坑、鸡毛店，也有叫火房子的。徐珂《清稗类钞》记得干脆：铺鸡毛于地，让人躺上去过严冬，一夜收三文。三文，一口价，不还价，也不管你饿不饿。
 
仲山在《批本随园诗话》里记的是四文：“京师鸡毛坑，专为乞丐而设，冬夜无火，以鸡毛围身，相倚而睡。”一个三文，一个四文，年份不同，店也不同。这类铺子本就是几文钱的生意，差一文不算记错账。
 
把价钱说透的是蒋士铨。乾隆年间的进士，翰林院编修，写戏曲的，他留下一首《鸡毛房》：“黄昏万语乞三钱，鸡毛房中买一眠。”三文钱，是一个乞丐站在街上说了一黄昏的好话，才讨来的全部。
 
他笔下的现场是这样的：“鸡毛作茵厚铺地，还用鸡毛织成被。”地上铺一层，身上盖一层，人挤着人。“纵横枕藉鼾齁满，秽气熏天人气暖。”最后那个“人气暖”不是修辞，是实情，一屋子人贴在一起，本身就是一台暖气。
 
至于脱衣服这条规矩，道理不难懂。羽绒能保暖，靠的不是毛本身发烫，是蓬松的绒毛把空气锁在里头，让贴着皮肤那层空气不动。衣服有褶有缝，你穿着钻进去，鸡毛填不满那些空档，热气全散在布和肉之间。
 
所以老规矩就是脱光，赤条条埋进去。讲究些的店还多一层机关：地下铺好鸡毛，上面吊着一方大鸡毛盖，客人躺满了，盖子慢慢往下放，跟地面合拢，人在里头只留一个头。当时有句俗话，“鸡毛小店赛天堂，铺天盖地也平常”。
 
鸡毛也不是白来的。早先这店是养鸡户开的，院里养一群鸡，一边卖蛋，一边把鸡毛攒下来垫在地上当被褥；后来生意红火了，才有人专门开这一行。鸡毛论筐算钱，仲山记的价是一筐一二文。
 
一筐鸡毛一两文，一晚店钱三四文，两边的数几乎挨着。这行当的耗材本钱差不多等于票价，剩下的全靠人多、翻台快，一间屋塞得越满，一晚上的账才算得过来。
 
19世纪中叶，法国传教士古伯察在《中华帝国纪行》里写过北京的鸡毛房：一大间屋子，地上厚厚一层鸡毛，无处栖身的叫花子和流浪汉，不问男女，都能进去过夜；天亮出门时门口收钱，儿童和成人一个价，不减半。
 
他给这地方下了个判断，说那套“人人均分”的说法，在这儿发挥得完全而又充分。这话听着体面，其实不是屋里的人觉悟高，是屋里除了那堆鸡毛，实在没有别的东西可分。
 
来住的人也杂。乞丐、轿夫、戏子、吹鼓手、拉洋车的、赶马车的、收破烂的，白天各走各的路，晚上一样埋在鸡毛里露着头。有人翻个身，鸡毛就飞起来。
 
民国小说家刘云若在《湖海香盟》里写过一幕。一个烂腿乞丐身上只剩七个铜元，想欠一晚，店主不作声，提起他就往门外扔，没走几步又抓回来，就着灯看他腿上的疮口，见沾满了鸡毛，骂道：“你白歇了会儿，还想带点东西走啊？”一把连脓带血把鸡毛捋下来，扔回房里。
 
三文钱这个价，不是老板心善，是算到极限的价。往上加一文，客人宁可去墙根赌一夜运气；往下减一文，店主自己就得钻进鸡毛堆里睡。这条线是两头都活不下去的人，一寸一寸挤出来的。
 
脱衣服那一下，脱掉的不只是衣裳。穷人身上唯一还算财产的东西，就是那身衣服，寄存了，人也就不大算个人了。所谓不问男女、不分老幼，这种平等不是谁给的，是冻出来的。
 
再看鸡毛。它本来是养鸡的下脚料，论筐卖一两文，扔了都不可惜；进了这间屋子，就成了过冬的硬通货。最穷的一门生意，往往靠最不值钱的材料撑着。
 
从城市那头算，账更清楚。天亮以后，轿子要人抬，车要人拉，戏要人唱，破烂要人收。冬天冻死一批脚夫，开春的活儿就得停摆。鸡毛房算不上慈善，它是这座城给自己底层付的最低一笔保温费。
 
蒋士铨那首诗的最后两句，读着最凉：“今夜三钱乞不得，明日官来布恩德，柳木棺中长寝息。”讨不到这三文钱，官府的恩德就是一口柳木棺材。那三文钱从来不是住宿费，是张门票，买的是天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