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西安17岁的高明，被同学霸凌致死，父亲高德隆在失去儿子之后选择了出家，5年后，高德隆无意间发现，杀害儿子的凶手出狱了，于是做了一个疯狂的觉得！
 
据报道，当晚医生一度判断伤势不重，高德隆提出拍片检查，却没有坚持。儿子离世后，他的妻子精神失常，家里只剩下一个无法接受现实的父亲。
 
真正改变高德隆生活的，不只是丧子之痛，还有他眼中的“结果不公”。
 
打人的几名青年后来被判刑，动手最狠的人被判14年，其他人也受到不同程度处罚。被认为出钱找人打高明的同学王星，因为当时未成年、没有直接动手，只赔了3000元，没有入狱。
 
这笔赔偿和刑罚落差，让高德隆一直难以释怀。他辞去工厂工作，把积蓄留给妻子治病，随后去了陕南一座寺庙，希望替儿子超度，也想让自己平静下来。
 
他在寺里待了两年多，生活看起来渐渐安定。直到有一天，他给王星的父亲打电话，提出只想听到一句道歉。对方没有接受他的要求，电话很快结束。
 
一通电话，能不能解释高德隆之后的选择？当然不能。但它成了一个重要节点，让他原本压下去的愤怒重新翻涌出来。
 
高德隆离开寺庙后，开始筹备炸弹。他以炸鱼等理由找人弄来炸药和雷管，又假扮矿主购买延时器，还在郊外试爆。随后，他把炸弹放到与当年案件有关的人家附近，也在当初给儿子看病的医院放置了一枚。
 
2004年正月初六，西安多处发生爆炸，院墙被炸塌，窗户被震碎，现场有人受伤，但没有人死亡。警方调查后发现，受袭击地点和八年前的案件存在关联。高德隆制作、放置炸弹的数量达到13枚，这也成了此案最令人难忘的数字。
 
他之后骑摩托车来到儿子曾经就读的学校附近，试图自杀，子弹擦过头皮，没有致命。躲到宝鸡朋友家两天后，警方找到他。他承认炸弹是自己制作并放置，表示是为了给儿子报仇。
 
但报仇并没有让高明回来，也没有改变当年的判决。爆炸带来的伤害落在更多家庭身上，高德隆自己也从悲痛中的父亲，变成了案件被告。
 
有个法律背景需要放在这里看。1998年适用的刑法，对未成年人刑事责任有明确年龄区分，14岁以下不负刑事责任，14至16岁只对部分严重犯罪承担刑责，16岁起承担完全刑事责任。王星当时究竟几岁，报道没有给出具体数字，不能仅凭“未成年”就推断他为何没有入狱。
 
后来规则发生了变化。2021年3月起，刑法修正案将部分严重犯罪的刑事责任年龄下调至12岁，但适用范围严格限定在极端严重情形，并须经过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这个变化说明，社会对未成年人严重犯罪的处理规则会调整，却不能拿今天的规定直接套回1998年的案件。
 
更关键的是，法律追责、受害者家属的感受、加害者家庭的回应，本来就是几件不同的事。刑罚没有让高德隆获得他期待的道歉，他也没有选择继续依法申诉，而是用炸弹把私人仇恨变成新的公共伤害。
 
2004年8月，法院判处高德隆死刑。他提出上诉，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面对判决，他没有表现出明显意外，因为他从制作炸弹那天起，就清楚自己可能会付出生命代价。
 
一个17岁的孩子死于暴力，父亲此后走向极端，最终又有多人被爆炸波及。事情走到这一步，谁也没有真正得到想要的结果。一个家庭失去了儿子，另一个家庭失去了亲人，法律作出判决，却没能让多年积累的创伤消失。
 
如果当年有更及时的救治、对未成年人行为更清楚的处置，以及事后有效的沟通，结局会不会不同？没人能给出确定答案。但有一点很清楚，私人复仇从来不是补偿，更不能替代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