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我的父亲是长子》28

二叔喝了口酒说：“爸妈，大哥，我不是打破头楔子，去看三弟，可以，买点好贺儿，花点钱都没问题，但有一点，我把话撂这儿，他在里面学不了好，说句不好听的，那里面就是一个大染缸。三个月前，我们车间有个刑满释放分子，撬门压锁判了三年，前些天又进去了，这次拦路抢劫耍流氓，听说送大西北去了。”
“二弟，你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但家海是咱亲兄弟，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要尽百分百的努力，我们不能眼看着他往火炕里跳。”
“他想跳谁也拦不住。这么说吧，我敢打赌，沈家海出来只能比进去时还坏，一句话他改造不好，谁敢赌，咱尬东？”
“尬什么东，啥好事呀，拿你弟弟事打赌，心咋那么大呢？家国说的对，全家人帮他，不管他怎么想，我们不能放弃。”爷爷呲了二叔一句。
“家兴啊，照你爸和你大哥的意见办，别说泄气的话，万一他痛改前非呢？”一直没有说话的奶奶吱了声。
“妈，沈家海有今天的下场，您别不爱听，都是您惯的。”
“家兴，怎么能说妈惯的呢，妈惯三弟没惯你呀，你这么说不让妈伤心么？五个孩子妈想一碗水端平，能那么容易吗？”
二婶的话貌似站在奶奶的立场说的，但最后一句咋听咋不是滋味。爷爷奶奶都听出了二婶话里的弦外之音，但不好反驳，儿子咋说都行，气急了骂几句都无所谓，但儿媳妇不行，伤了和气撕破脸就坏了。
母亲一直没有插嘴，她觉得二叔说得有道理，三叔基本是不可救药的，但母亲不能说，她不想让爷爷奶奶伤心。二婶的话是冲奶奶给我的红包来的，借题发挥，母亲觉得二婶小家子气了，她想早点回娘家挪尿窝，便对父亲说：“家国，少喝点，早点回妈家。”
父亲说：“好好，喝完这杯就走。”

一九八四年，改革从农村转到了城市。
新任第一房屋建筑公司总经理的姥爷乔为民锐意推进改革，在经营体制上推行经理、队长、工长三级负责制，将下属四个工程队改为分公司，工段改为工程队，明确了总公司、分公司、工程队三级的责权利，实行经理（队长）负责制。与此同时，在瓦工抹灰油工木工等班组实行包工包料，按照劳动定额和工程预算，核定每项工程的用工量和耗材量，一次性包给班组，签订承包合同，奖勤罚懒，提前竣工有进度奖，质量优良有质量奖，材料节约有提成，材料超耗有处罚，有点“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味道。一时间第一房屋建筑公司成了香饽饽，工人年均收入在全市各行业中位列前茅，多劳多得，发家致富，早日成为万元户，成了广大职工的梦想。
东方红机器厂也开始改革了，二叔主动请缨，厂领导决定在他们车间进行承包试点，总结经验，然后在全厂推广。二叔承包第一个月，完成产值三土万元，按百分之二提取奖金，近二百名职工人均月奖金三十多元。工人们高兴地说：搞了承包，鼓了腰包。挣不着钱，那是熊包。二叔车间连续三个月超额完成任务，工人奖金逐月攀升，第三个月奖金比工资还多。厂里总结他们的经验，归纳了生产车间经济承包十条，形成文件，印发全厂。大锅饭那口锅被砸掉了一角，拉开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
那天《候州日报》记者来厂采访，二叔在车间门口迎候，一个熟悉的身影下了车，二叔快步迎上去，“明辉，怎么是你呀，啥前儿去报社工作了？”
前来采访的记者正是二叔下乡昭盟的点长刘明辉，后来他和苏雨菲抽调回城了，二叔当了点长。刘明辉也没想到在这儿遇到了二叔，两人握手寒暄。
“明辉，咱上楼唠，还是去车间？”二叔问。
“先去车间吧，我要拍张照片，这篇采访要配图发表。”
车间里马达轰鸣，工人们都在聚精会神地干活。刘明辉环顾四周，发现北边墙上贴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从包里拿出海鸥相机，以那条标语为背景拍了张车间全景照片。
在车间主任办公室，二叔接受了采访，“家兴啊，咱们随便唠吧，你说我记，有不明白的我再问你。你就从墙上那句口号说起吧。”
二叔说：“这两句话我是从电视上看到的，是改革开放窗口深圳提出来的。起初我还有点不理解，后来越琢磨越有道理，咱们厂搞承包，其实精神也就在这两句话里，所以我就让人把两句话贴到墙上，也是对职工的一种激励吧！”
二叔哩哩啦啦讲了快两个小时，从工厂宏观情况，到解剖他这个车间麻雀，从改革的初衷，到承包十条的出台，从职工怀疑观望，到自觉加班加点，用事例用数据，说明改革使企业焕发了活力，承包提高了效率，职工有了效益，厂里车间职工三方都受益。
宣传部长看十一点半了，说：“到饭口了，桌上边吃边聊。”刘明辉推让一下。二叔说：“客气啥，不花公款，老同学叙叙旧不行吗？”
三天后，《候州日报》头版发表一篇报道，题目《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副标题为“东方红机器厂机加车间推行承包改革试点见闻”，文中三次提到车间主任沈家兴。二叔占房 父亲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