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张不同历史时期周总理的照片见证了周总理一生为革命奋斗终生，为人民谋福利的历程，诠释了人民心中好总理的真正内涵。

1961年5月，河北武安县伯延公社，周恩来问的不是生产指标完成多少，而是社员还愿不愿意在公共食堂吃饭。

这个问题看似寻常，却碰到了当时农村政策最紧要的地方。
全国正处在经济困难时期，公共食堂和供给制仍在不少地方实行，农民每天吃什么、怎样分配口粮，已经成了政策能否继续执行的现实考验。

周恩来在伯延连续调查，走访几十户社员家庭，查看生产队食堂，到公社商店了解物价，也同基层干部座谈。5月7日凌晨，他向正在上海的毛主席电话汇报：绝大多数、甚至全体社员愿意回家做饭，不赞成供给制，希望恢复高级社时期的评工记分办法。

毛主席当天将电话记录转发各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党委。一个公社里传出的意见，就这样进入中央政策讨论。

伯延调查最直接的结果，是把笼统的农村困难拆成了几件必须处理的事：食堂还办不办，困难户怎样照顾，劳动怎样计酬。

食堂退出后，社员还需要粮食加工、炉具、住房和日常供应等条件。周恩来继续留在邯郸调查，要求地方干部把后续安排做细。政策调整不能只看食堂关不关，还得看农民回家以后有没有锅灶，有没有粮食，生活能不能接续。

六张照片把周恩来的经历拉开了很长一段距离。
一张肖像，一张1912年在沈阳东关模范学校读书时的照片，留下的是他早年的求学岁月。
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的照片，把他带回天津学生运动的年代。

他参与组织学生团体，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又参加觉悟社。那时的周恩来还不是国家领导人，他做的是把青年人的救国愿望组织起来，让一场运动有持续的联络和行动。

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他的工作进入新的阶段。红军时期的照片中，周恩来已经承担中央苏区的领导工作。1931年底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他参与红军军事领导；1935年遵义会议上，他支持毛主席的正确主张。长征中的红军不仅要摆脱敌军围堵，还要重新确定军事指挥和行动方向。周恩来的态度，对领导层形成新的共识起了重要作用，但红军转危为安，是中央领导集体和广大指战员共同完成的。

1938年夏，汉口中共中央长江局驻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拍下周恩来站在马克思画像前的照片。全面抗战已经爆发，武汉是国共合作和抗战动员的重要中心。

周恩来担任长江局副书记，长江局书记是王明。
长江局要协调南方多个省份的党组织工作，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参与新四军相关事务。

周恩来面对的工作，既有党内组织协调，也有同国民党及各界人士的交涉。抗战不是单靠一支队伍作战，能否把不同力量组织到共同目标下，同样关系战局。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担任政务院总理，工作重心转向国家建设。
他参与组织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并率团同苏联商谈援建项目，形成156个重点工程的建设安排。这些项目涉及钢铁、机械、能源、交通等工业部门，既要争取外部技术援助，也要协调国内建设能力。国家工业化不是一张计划表，设备、资金、人才和原料必须同时跟上。

1961年春，刘少奇、朱德、邓子恢等也在各地调查公共食堂。
各地情况陆续进入中央讨论，公共食堂、供给制和生产队核算办法逐步调整。周恩来继续留在邯郸，研究食堂退出后的具体安排。农村政策的调整有多地调查和中央研究共同参与，伯延社员的意见也由此进入政策调整的过程。

1975年1月13日，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重申两步实现现代化的设想：争取在1980年前建成独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并在本世纪内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那时他已经身患重病。报告既提出国家建设任务，也沿用了当时关于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政治表述。周恩来作为国务院总理，仍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履行职责，把国家建设任务交给各部门、地方和基层单位。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
六张照片里，少年求学的身影、天津学生运动中的青年、红军时期的领导者、武汉抗战中的统战工作者，最终与病中作政府工作报告的总理连在一起。

1975年的报告把现代化任务交给国务院各部门、地方和基层单位；1961年的电话记录，则把社员饭桌上的问题送进中央。两份记录相隔十四年，一份谈国家怎样建设，一份谈农民怎样吃饭。国家要建工业体系，农民也得有饭吃。

在周恩来身上，这从来不是两份互不相干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