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对毛泽东的认识是如何一步步形成的？
在1931 年底到瑞金后，逐步认同毛泽东的战略思想。长征通道转兵、四渡赤水等实战，让他坚定支持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共同推动革命转危为安。



1935年3月，贵州苟坝会议讨论是否攻打打鼓新场。
红一军团提出进攻，多数与会者赞成，毛主席坚决反对。会后，毛主席向周恩来进一步陈述理由。第二天，周恩来提议重新开会，攻打打鼓新场的计划被撤销。

3月12日，中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毛主席、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周恩来仍在其中承担军事指挥责任，毛主席也由遵义会议后的军事助手，进入共同决策的核心。

周恩来为何愿意把毛主席的判断放进指挥中枢？这并非长征途中突然发生的转变。
1929年红四军内部发生争论，陈毅赴上海向中央汇报，周恩来参与审定中央九月来信，要求毛主席恢复前委书记职务，维护朱德、毛主席的领导。

古田会议决议通过后，周恩来又推动红四军建军经验向各地红军介绍。

两人尚未在苏区长期共事，周恩来已经了解毛主席在建军和部队政治工作中的作用。

1931年12月底，周恩来到达瑞金，主持苏区中央局工作。
此时临时中央要求红军夺取中心城市，周恩来此前也曾建议主力先取赣州。毛主席认为赣州城防坚固、三面环水，红军缺少攻坚条件。

周恩来听取意见后，曾向临时中央报告攻城困难，但苏区中央局会议最终决定攻赣。1932年2月4日至3月7日，红军围攻赣州三十三天，未能攻克，伤亡较大，被迫撤围。

毛主席随后提出向闽西发展，出击漳州，以外线作战调动敌军。
周恩来赶到长汀听取计划，批准东路军行动，并负责调兵、筹粮和后方保障。4月，红军攻占龙岩、漳州，歼灭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大部，缴获武器弹药和物资。赣州久攻不下，漳州则较快得手，两次行动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结果。

但漳州胜利并没有立即消除分歧。1932年5月3日，周恩来与朱德、王稼祥、任弼时联名致电中央，仍把毛主席反对攻占中心城市的意见视为右倾问题，主张同这种意见斗争。5月30日，周恩来又在苏区机关报发表文章，强调执行积极进攻路线。

同年7月，周恩来随红军到前线工作。7月29日，他致信苏区中央局，反对由自己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提出毛主席多年作战积累的经验和长处应当充分发挥。8月8日，毛主席正式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10月宁都会议上，后方多数人主张把毛主席调回后方。
周恩来提出让他留在前方提供作战意见，并提出由毛主席负责指挥、自己监督战略方针执行的方案。会议没有接受，毛主席随后离开前线。

1934年11月底，中央红军突破湘江封锁线，损失严重。
原定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路线，正遇上敌军重兵布防。12月12日通道会议讨论行军方向，毛主席主张转向敌军力量相对薄弱的贵州，周恩来支持改变路线。中革军委当晚发出继续西进的命令。

12月18日，周恩来主持黎平会议，中央正式决定向川黔边发展，初期以遵义为中心。通道改变了行军方向，黎平把新的方向确定为中央战略。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遵义会议检讨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指挥。周恩来作副报告，主动承担军事指挥失利的责任，支持毛主席批评原有军事路线，并主张让他参与领导红军今后的行动。会议取消原来的三人团，毛主席进入政治局常委；周恩来仍承担军事指挥责任，毛主席随后成为他的军事指挥助手。

四渡赤水发生在这一指挥调整的过程中。一渡在1月29日，二渡在2月18日至21日，早于苟坝三人军事小组成立；三渡在3月16日至17日，四渡在3月21日至22日，发生在小组成立之后。红军反复机动，调动敌军部署，随后南渡乌江、抢渡金沙江。

5月上旬，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摆脱数路敌军围追堵截。

从赣州到苟坝，周恩来与毛主席并非始终意见一致。他逐渐看重的，是毛主席根据敌我力量、地形和时机调整作战方向的判断力。

苟坝之后，这种判断不再只是前线的一项意见，而进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的共同决策。
5月上旬红军渡过金沙江时，周恩来仍在指挥链中，毛主席的意见也已成为决定全军行动的重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