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想到？沈阳一位堂堂副厅级党委书记，刚退休第一件事就是跑去日本定居，还改名叫“河村忠志”！他叫曲宝全，靠中国老百姓的百家饭养大，一步步爬到高位，结果55岁那年一转身就成了“河村忠志”。
 
这事要从1945年的东北说起。那年冬天，曲宝全出生在战乱里，亲生父母都是日本开拓团的成员，战败撤退时双双死在战火中，襁褓里的他被扔在了难民营。
 
一对闯关东过来的山东夫妇路过，把他抱回了家，一起抱回来的还有个大他三岁的日本女孩，就是他后来的姐姐。
 
养父母家里条件并不好，养父在当地的日商会社做西餐厨师，没读过书，养母是吉林公主岭人，夫妻俩自己没孩子，就把两个捡来的孩子当亲生的养。
 
姐姐懂事早，小学毕业就进了工厂上班，每月发的工资大半都攒起来给弟弟交学费。
 
曲宝全至今记得，自己第一天上学，养父特意放下活到教室外站了半节课，就想听听老师讲得怎么样，一个大字不识的男人，把孩子读书的事看得比天还大。
 
1963年，曲宝全考上了东北重型机械学院，读水力机械专业，后来学校的相关专业整体迁到兰州，他最终在甘肃工业大学完成了学业。
 
1968年大学毕业，曲宝全被分配到沈阳水泵厂，从车间车工干起，跟着师傅学技术，一干就是四年。那时候他就隐约知道自己不是父母亲生的，可养父母不说，他也没深问。
 
1974年他被调到厂职工大学当老师，在学校入了党，后来一步步升到副校长。那些年厂里涨工资、评先进，从来没因为他的身世落下他，他自己也争气，带着团队搞出了好几个技术专利，在厂里口碑一直很好。
 
身世彻底揭开是在1986年。姐姐单位整理档案，发现她的身份登记里写着日本遗孤，回家追问养母，才把姐弟俩的身世全说了出来。
 
姐姐给日本驻华大使馆写了信，申请寻亲，顺便把弟弟的信息也报了上去。曲宝全一开始不愿意去，怕养母心里不舒服，倒是老太太想得开，催着他去看看。
 
当年夏天他第一次踏上日本的土地，可亲生父母早就死于轰炸，连近亲都没找到，这趟行程更像是给自己的身世画了个句号。从日本回来，他的遗孤身份在单位也公开了，可什么影响都没有。
 
当年6月他就被调到厂党委办公室当副主任，后来又管过机械密封研究所，1990年一纸调令，他去了机械工业部沈阳真空技术研究所当党委书记，第二年单位升格为副厅级，他也就顺理成章成了副厅级干部，临退休前还评上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他后来接受采访时说，各级组织从来没把他当外人，该提拔提拔，该信任信任，自己这辈子在中国没受过委屈。
 
退休去日本，最主要的原因是女儿。那时候女儿刚大学毕业，在国内没找到特别称心的工作，想去日本留学深造。
 
正好当时日本针对残留遗孤出台了永住政策，凭着遗孤身份，全家都能办理长期居留手续。曲宝全想着自己反正退休了，不如陪着女儿过去，也好有个照应。
 
他一直保留着中国国籍，手里拿的还是中国护照，改叫河村忠志，只是为了在当地办事方便。
 
刚到日本的日子并不好过。55岁再学新语言，舌头早就硬了，练了好几年也只能应付日常对话，看书写字还是习惯用中文。
 
他的生活习惯也全是中国那套，过年要包饺子，看体育比赛下意识就给中国队加油，平时打交道最多的，也都是和他一样的在日遗孤群体。
 
住了没多久他就发现，这批年纪大了才回日本的遗孤，普遍都有养老难题。
 
他们大半辈子都在中国，没在日本缴纳过年金，到了退休年龄能领到的养老金少得可怜，只靠政府的最低生活保障根本不够用。
 
2002年，两千多名在日遗孤联合起来起诉日本政府，认为是当年日本政府把他们遗弃在中国，战后又没有提供足够的安置保障，要求政府承担责任、改善待遇。
 
河村忠志也加入了原告团，跟着大家去首相官邸静坐游行，还一起征集了上百万民众签名。官司打了好几年，大部分地区的诉讼都以败诉告终，可持续的舆论压力还是逼得日本政府做出了调整。
 
2007年之后，日本出台了新的遗孤支援政策，提高了养老金和生活补助标准，保留了免费医疗待遇，还允许遗孤自由回中国探亲，不扣发补助。
 
2008年，河村忠志和其他遗孤一起发起成立了东京日中友好之会，一边组织中日民间交流活动，一边整理日本遗孤的历史资料，还经常组团回中国看望养父母的后代。
 
2019年，74岁的他当选为协会副理事长，这些年里他多次公开批评日本右翼篡改历史的行为，在当地也招了不少非议，可他一直没改口。
 
2023年，78岁的河村忠志回了一趟中国，先去母校走了走，又专程回到东北，到养父母的坟前磕了头。
 
他前五十五年的人生都长在中国的黑土地上，读书、工作、入党、升官，全是这片土地给的；后半辈子去了血缘上的故乡，骨子里的习惯和念想却从来没变过。
 
他很少回应外界的议论，只说自己这辈子在中国过得很幸运，遇到的都是好人，这份养育之恩，到什么时候都不能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