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牛肩胛骨，烧裂，问天。

这不是什么神秘仪式的道具，这是中国最早的流行病学记录。

197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在河南安阳殷墟小屯西地挖出一个灰坑，坑里有块牛肩胛骨，上面刻着几行字：乍疫，父乙，妣壬豚，兄乙豚，化口。御众，于祖丁牛，妣癸卢豕。

成白话：疫情突发，为众人御除疠疫，举行了一系列祭祀先人的行事。

这是目前已知世界上最早的关于瘟疫的文字记录。距今超过三千年。
一
商代人用"疾"来称呼所有病患，这个字怎么写？

一个躺着的"人"，旁边一张"床"，人字四周还有几个小点。

那几个点是汗滴。意思是：人病了，躺在床上发烧出汗，动不了。

这个字出来之后，商代人没有就此打住，他们在"疾"字后面继续加字——疾首、疾耳、疾目、疾足、疾腹……哪里出毛病，就在"疾"后面写哪里。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宋镇豪研究后指出，这套命名方式其实已经是按病灶部位分科诊断的雏形，和现代医学的内科、口腔科、五官科分法在逻辑上一脉相承。

根据现已出土的甲骨文，仅有详细卜辞记载的疾病就多达50种以上。

50种。

三千年前。

这个数字说明两件事：第一，商代人得的病真不少；第二，商代人对疾病的记录、分类已经相当认真。这不是随手刻的，这是系统工程。

"疾"和"疫"，在商代是两个不同量级的概念。

疾，是人生病了。疫，是"民皆病"——一大群人同时病倒。

这个字在《尚书》《山海经》《左传》里都出现过，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李宗焜在2001年发表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的论文《从甲骨文看商代的疾病与医疗》中专门讨论了甲骨文里"疾疫"这一类别，确认商代甲骨对于疫病的记载有别于一般疾患的贞卜，是另立条目、单独提问的。

提问的对象是祖先神灵，但问题本身说明了一件事：商代统治者心里清楚，这种"民皆病"的状况是需要提前预判、主动应对的，不是等病来了再说。

于是疫病进入了占卜序列——和打仗、收成、王的出行一起，列进需要向先祖请示的重大事项。
王，要管子民的命。

这里有个容易误解的地方。

很多人一听"商代人生病了去占卜"，就以为这等于听天由命、坐等神灵保佑。

但只要往下多看一层，这个印象就要修正。

占卜在商代是决策工具，不是治疗手段。它解决的是"要不要行动、怎么行动"的问题。确认了"疫"的存在之后，商代人实际上已经发展出了一套相当实际的应对措施。

宋镇豪在2003年"非典"期间闭门研究甲骨文，写下《商代疾患医疗与卫生保健》，梳理出甲骨文里记载的几种防疫手段，其中一条让人看了直接愣住：

隔离。

甲骨文里有这样的表述："亡入，疾"——不许进入，有疾病。有疾病者，分而治之。这是明确的隔离指令，说明商代人已经知道病能传人，知道要把病人和健康人分开。

就这一条，三千年前就有了。

隔离之外，还有熏燎。

这是另一条让人觉得意外的记载。

甲骨文里有这样几条卜辞： 己巳卜，兄，贞其燎于盟室，叀小羊。 己巳卜，王，于围辟门燎。 己巳卜，王，燎于东。

这是在问：要不要在室内、在门道、在野外举行熏燎仪式？

熏燎，表面上是宗教仪式，但使用的材料是嘉草、莽草——这两种植物在中医传统里都具有清热解毒、驱虫除蛊的功效。安阳殷墟大司空曾出土一件敞口酒尊，口部覆盖着数层药用植物。

换句话说，殷人在焚烧这些植物的时候，不完全是在做法事。他们在消毒。

这套逻辑一直传下来，没有断过。端午节燃艾草、熏雄黄，本质上和殷商熏燎防疫是同一条线上的做法。

说到这里，可以讲一个具体的人了。

武丁，商王朝第23位王，在位约59年，历史上以"武丁中兴"著称。甲骨文留存最多的正是武丁时期，史学界称之为"宾组卜辞"。

就在这批卜辞里，有这样一段记录：商王武丁出现了耳鸣。

耳鸣这件事，武丁没有觉得这只是个小毛病。他认为这是重大事件的预兆，可能是祖先的提示或惩罚，于是亲自占卜，并多次向祖先献上几十乃至上百头羊作为祭品，请求祖先给出答案。

一个王，因为耳鸣献了上百头羊。

这件事今天看起来荒诞。但背后有一个逻辑值得注意：武丁把自己的身体状况当作政治信号来处理，把"王的健康"和"国家运势"直接挂钩。这意味着在商代，疾病从来不只是个人的私事，它从一开始就是政治事务的一部分。

这个逻辑在此后几千年里一直延续——皇帝病了，钦天监要算，宗庙要祭，礼制要动。王的身体，是国家的晴雨表。

说回1971年挖出来的那块牛肩胛骨。

"乍疫，御众"——疫情突发，为众人御除疠疫。

研究这段文字的学者注意到，"乍疫"和"御众"是同刻在一块骨上的两条卜辞。"乍"是突发的意思。疫情突发，紧接着就是"御众"——为大众举行驱疫仪式。

这两个动作之间的间距，只有一块骨的距离。

【主要信源】
宋镇豪，《商代疾患医疗与卫生保健》，中国社会科学院，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