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她带病嫁张家大弟，婚礼次日咳出血，哭着说：这是不好的兆头。

1939年开春昆明的小院里办了场素净的婚礼，新郎是合肥张家的大弟张宗和——张兆和的亲弟弟，清华毕业，昆曲、笛子样样拿得起来；新娘孙凤竹才十九岁，也是个迷昆曲的姑娘，就是打小身子弱，肺病拖了好些年。

闹喜的人散干净时天已经快亮了，红烛还剩半截晃着光，孙凤竹一路奔波早就撑得发晕，刚歇下没多久，喉咙里猛地涌上一股腥甜，她摸出手帕捂住嘴，白绢上登时沾了刺目的红，盯着那片血渍，眼泪顺着脸颊就滚了下来，她对着身旁的张宗和哽咽：“这是不好的兆头啊。”

俩人的缘分，全是昆曲牵的线，1936年青岛开曲会，张宗和第一次见孙凤竹，姑娘留着短头发，素着脸，一张口唱腔却婉转灵秀，他当场就动了心，四姐张充和看出弟弟的心思，主动帮着牵线，往后常凑在一处吊嗓子、抄曲谱，一来二去就定了情。

可孙家没瞒话，直说姑娘这肺病是顽疾，搁当年就是耗日子的病，未必能长久，也不见得能生养，张家亲戚都劝他算了，张宗和却铁了心，说甘愿照顾她一辈子。

七七事变一爆发，俩人就踏上了逃难的路，从广州往内地撤，坐船、搭汽车，一路颠沛流离，孙凤竹本来就弱，哪经得起这番折腾，车到贵阳时她就吐过一回血，找了家小旅馆歇了十天才勉强缓过来；好不容易捱到重庆，病情又反复，住了好久医院。

等跟着张宗和到昆明安顿下来，总算把婚礼办了，可一路奔波早把她的身子耗空了，才有了婚礼次日吐血这一幕，张宗和攥着她的手轻声哄，说就是前阵子赶路累着了，慢慢养总能好，可俩人心里都清楚，这病就像块石头，沉甸甸压在往后的日子上头。

婚后张宗和在当地中学教书，每月薪水大半都拿去给妻子抓药、买补品，孙凤竹精神好的时候，能陪着他唱半折《牡丹亭》，坐在桌边替他抄曲谱；病重的时候就只能躺在床上，多说几句话都喘得厉害。

她总觉得自己拖累了丈夫，背地里偷偷抹过眼泪，张宗和却从来没过半句怨言，下班就守在床边，给她读诗，讲学校里学生的趣事，后来时局再乱，他们又辗转回了安徽老家。

1944年夏天孙凤竹还是没熬过去，在肥西张新圩走了，年仅二十五岁，留下一个年幼的女儿，张宗和后来把这段乱世里的相守写进了《秋灯忆语》，字里行间全是没说出口的念想。

每次翻这段旧事，总让人心里堵得慌，搁在今天，肺结核早就不算什么大病，可在民国那年月，基本就是慢慢耗的绝症，再深的情意，也架不住病痛日日夜夜的磋磨。

孙凤竹那句哭，哪是什么迷信兆头，是她从一开始就看清了自己的结局——明明揣着满心欢喜嫁过来，却知道自己多半守不住这份安稳日子，最让人难受的就在这儿：两个人都没做错，都在拼尽全力往一处凑，可偏偏被病痛和乱世拦着，走不到头。

战乱里的情爱本来就脆薄，再加上病痛缠身，更像风里的烛火，看着暖人，说灭就灭了，张宗和守了五年，孙凤竹撑了五年，终究还是没熬到太平日子。

他们的故事没什么轰轰烈烈的传奇，只有病榻前的细碎相守，和注定留遗憾的结局，也正是这些普通人的遗憾才让人懂，平安康健，从来都是一个家最难得的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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