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判刑，那就高额罚款！”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李玫瑾教授曾建议，凡是扶了老人被要求天价赔偿的，在老人拿不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就可按“敲诈勒索”起诉从严惩处！

路边有人摔倒了，围观的人没急着上前，先掏出手机。

镜头对准，录像键按下，这才有人弯腰伸手。

扶人之前先摆机位，听着像段子，笔者却品出几分心酸。好心人出手之前，居然得先替自己备一份“证据”。

先说说法律给好人发的那块盾牌。

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四条写得明白：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这条规矩的源头，是2017年通过的民法总则，后来原样写进了民法典。立法的用意很朴素：好人出手前，不必先掂量会不会吃官司。

盾牌有了，为啥还有人犹豫？

因为有个旧心结。2006年的南京彭宇案，让“扶不扶”成了全社会的一道难题。

那场官司之后，不少人心里发凉。后来法律补上了空白，可心结哪有那么容易解开。

心结没解开，是因为现实里偶尔还有糟心事。

湖南祁东有位店主，老人进店休息时晕倒，她帮忙送医，老人后来离世。据媒体报道，家属索赔10万元，公安部门确认她没有过错。

可经过两轮调解，她还是掏了1.9万元“人道主义补偿”。法律上没责任，调解桌上却得掏钱，这笔钱买的不是责任，是清静。

再看四川达州。2013年，三个孩子扶起摔倒的老太太，家属上门要钱，三家孩子的父母先凑了1100元了事。

后来警方查明是老人自己摔的。处理结果是老人被拟拘留7天，因年龄免于执行。老人的儿子被拘留10天，罚款500元。折腾了好几个月，讹人的代价是区区500元。

这笔账，孩子家长算得心里发堵。

广东江门的快递小哥则是另一种滋味。家属索赔92万元，理由是三轮车的气流和噪音吓倒了老人。

据报道，官司打了一年多，2026年9月终审驳回了诉求，判决里有一句话分量很重：公民善举，不能作为推定侵权的依据。

小哥赢了官司，可这一年跑的路、请的假、接的骚扰电话，判决书可不负责报销。

问题的根子，在于“闹一闹也许就有钱”这个预期。只要讹人的成本接近零，总有人愿意赌一把。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李玫瑾教授的建议，打的正是这本账。

按她的思路，主张对方撞了人、要天价赔偿的，就得拿出证据。拿不出任何证据还狮子大开口，就不能当成情绪激动轻轻放过。

够得上犯罪的，按敲诈勒索从严追究。暂时判不了刑的，就用高额罚款让对方肉疼。

当然，敲诈勒索罪要证明主观故意，门槛不低。老人一句“我摔糊涂了”，案子就可能卡壳。

所以这个建议更像一道双保险：能判的依法判，判不了的，也别让人白闹一场。

这并不是要跟老人较劲。绝大多数老人和家属都通情达理，要管的，是拿弱者身份当筹码的极少数人。

对救助者来说，法律界人士的提醒很实在：别因为怕麻烦就一味妥协，被起诉了要积极应诉，主张第一百八十四条免责。

平时也要有点证据意识，手机录像、现场监控、目击证人、报警记录，能留的都留着。

深圳早在2013年就出台过地方规定，被救助人主张损害由救助人造成的，应当提供证据，拿不出证据就要承担不利后果。

地方能先行一步，说明这件事能做，也该做。

“扶不扶”这道题，答案从来不在老人和年轻人之间，而在规则够不够硬、代价够不够真。

一个社会的善意，不能靠运气，更不能靠人人练成“人形监控”。

善意要被保护，恶意也得明码标价。让好人不吃亏，让讹人不占便宜，这是最朴素的公平。

这些年，从民法典写入好人条款，到法院判案时一再强调善举不能被推定为侵权，规矩在一点点立起来。江门那份终审判决，就是个让人踏实的信号。

接下来要做的，是让每个基层窗口、每张调解桌都认这个理，别让和稀泥替无理取闹买单。

等到弯腰的人不必先想退路，围观的人不必先举手机，这个社会的温度，才算真正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