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晤士报，韩国是否为扭转出生率下滑提供了一套范本？Has South Korea delivered a blueprint for reviving birthrates?

慷慨的福利措施，例如免费托育和低价生育治疗，确实有所帮助；但在这个国家，社会观念意味着，疫情后婚姻数量的回升同样重要。

法国为多子女家庭提供优惠电影票。匈牙利多子女母亲可以免缴个人所得税。至于波兰，父母每月可为每名子女领取150英镑，直至孩子年满18岁。

面对出生率持续下降，各国长期以来一直在想方设法鼓励民众生育。但在这方面，没有哪个国家的福利措施比韩国更加丰厚。

这个拥有全球最低生育率的国家，已经让生育第三个孩子变得像加入一项专属奖励计划：现金补贴、高铁优惠票价、免费停车，以及购买新车时享受的税收优惠，都只是福利的一部分。

然而，即便提供了如此丰厚的福利，韩国的生育率仍然持续下滑——直到最近。2023年，韩国生育率跌至每名女性平均生育0.72个孩子的历史最低水平；去年则回升至0.80。上个月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8月出生人数同比增加13%，这是连续第26个月增长。

诚然，韩国的生育率仍然仅略高于每名女性生育2.1个孩子这一人口自然更替水平的三分之一。达到这一水平，人口才能在不依靠移民的情况下实现自我更替。但对于其他同样面临婴儿出生数量不足问题的政府而言，即便是这样幅度有限的逆转，也令人看到了一线希望：这个诞生了K-pop和《鱿鱼游戏》的国家，是否已经破解了提高出生率的秘诀？

现在下结论或许还为时过早：一些专家质疑，慷慨的补贴究竟有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归根结底，生育率并不只是一个你给家庭多少钱的问题，”布鲁内尔大学经济学教授弗朗切斯科·莫斯科内说。他曾就这一问题开展研究。“关键在于，家庭对未来有多大的信心。”

这并不意味着韩国父母对这些福利不屑一顾——恰恰相反。最新推出的福利之一，是符合条件的父亲最多可享受18个月的带薪育儿假，去年这一期限还只有12个月。

39岁的金妍京（音译）是一名育有三个孩子的母亲，居住在首尔西北部的金浦。她和丈夫决定生第三个孩子时，就知道自己能够享受到一系列福利。除了每月500英镑的现金补贴，这个家庭还可以享受高铁折扣、免费停车，以及购买新车时约1100英镑的税收减免。

不过，金妍京最看重的福利是免费托育。她每年可以获得约900小时的补贴托育服务，让人帮忙照看最小的儿子，使她能够在孩子放学后继续工作，直到下班。周末也有相关服务。

这些福利并不是夫妻俩决定再生一个孩子的主要原因，但确实帮了他们大忙。“即使有三个孩子，我也能很轻松地兼顾工作和照顾孩子，没有什么困难，”她说。

伦敦国王学院韩国及东亚政治经济学讲师李秀贤怀疑，近期出生人数的回升，与其说是政府慷慨补贴的结果，不如说是那些在新冠疫情期间推迟婚礼的情侣终于开始结婚了。

在社会观念较为保守的韩国，婚姻仍然几乎是生育子女不可或缺的前提：只有6%的婴儿出生在非婚家庭，而欧盟这一比例为41%。因此，婚礼被搁置，生孩子也就随之推迟。

如今，情侣们正在补办婚礼，婴儿也随之而来。“我的判断是，这一反弹意味着生育率正在恢复到疫情前的低水平，但并不代表真正的转折点已经到来，”李秀贤说。韩国的人口转型令人惊叹。1960年，女性平均生育六个孩子。到1980年，这一数字已经降至不到三个。当时，政府还在鼓励夫妻少生孩子。

税务部门或许也在推动这一变化。莫斯科内及其布鲁内尔大学同事的研究表明，20世纪70年代的大幅加税挤压了家庭可支配收入，使养育孩子的成本变得更高。与此同时，工业化以及女性接受教育和参与就业的程度不断提高，也已经在推动生育率下降。

韩国传统上重男轻女的观念，也导致出生人数减少。随着超声波检查在20世纪80年代日益普及，选择胎儿性别的堕胎变得越来越普遍。到1990年，每出生100名女孩，就有约116名男孩，而自然出生性别比约为105名男孩对应100名女孩。

这些未能出生的女孩，如今本应进入三十多岁，正处于最有可能生育的年龄段。根据德比大学社会学讲师李成熙的说法，她们的缺失意味着今天潜在母亲的数量减少。这是一种人口结构上的劣势，单靠免费停车优惠很难弥补。

不过，李成熙认为，政府的一项干预措施或许正在发挥作用。随着越来越多的韩国女性在三四十岁生育，公共财政对生育治疗的补贴，可能正在帮助那些原本难以受孕的夫妇。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数据，2024年韩国出生的婴儿中，有15%是借助辅助生殖技术受孕的。这些出生案例并非全部都能归功于政府补贴，但这一数字表明，生育治疗已经变得多么重要。“这项措施可能确实奏效了，”李成熙说。

问题的严重性不言而喻：自2020年以来，韩国每年的死亡人数都超过出生人数。根据目前的官方预测，到2072年，韩国人口将从约5200万减少至仅3600万。

现金补贴和生育治疗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作用，但韩国人在生育子女方面面临的障碍依然十分严峻。从童年开始，年轻韩国人就要面对激烈竞争，争夺进入名牌大学的机会；他们的父母为私人补习投入巨资，希望让孩子脱颖而出。随后，他们还要竞争稳定、薪酬丰厚的工作。即便成功，也必须找到负担得起的住房，尤其是在房价高得令人咋舌的首尔。

等到许多夫妻觉得自己已经有足够的经济和事业基础，可以开始组建家庭时，他们往往已经步入三十多岁。“母亲身份带来的职业惩罚非常严重，”李秀贤说。女性如果为了生育而暂时离开职场，可能会损害自己的职业发展；而对于父亲来说，尽管他们有权享受慷慨的育儿假，但在文化上，真正利用这一福利仍然可能很困难。

经合组织的一份报告也得出了类似结论。尽管韩国对家庭的支持力度日益加大，但职场文化并未跟上变化。许多女性仍然面临一个令人难以接受的选择：生孩子，还是发展事业。

莫斯科内认为，问题不仅在于夫妻今天是否负担得起一个孩子，更在于他们是否相信自己未来也能够养得起这个孩子。他指出，稳定的工作、可预期的税收，以及对经济能够持续提供机会的信心，比另一项短期经济刺激更为重要。

“问题不仅在于今天是否负担得起，还在于明天是否负担得起。”

不过，办公室行政人员金妍京的经历，展现了政府支持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经济奖励本身并没有说服她生第三个孩子，但她获得的托育援助，帮助她在养育孩子的同时继续工作。

“确实感觉地方政府和国家是在与我们共同承担养育孩子的责任，”她说。

免费停车和粉色徽章固然不错。但真正的生育激励，或许在于让人们相信：生一个孩子，并不意味着必须牺牲自己的职业生涯。海外新鲜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