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有人因醉驾被判死刑！”成都孙伟铭醉驾，4死1重伤，一审被判死刑，一个多月后，二审改判无期。

（主要信源：中国法院网 孙伟铭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

2008 年 12 月 14 日中午，成都四方阁酒楼一场寿宴正在进行。

二十九岁的孙伟铭接连举杯，喝下七两白酒。

宴席散去，他先送父母前往火车北站，独自驾驶黑色别克朝着龙泉方向行驶。

下午五点多，成龙路蓝谷地路口，车辆撞上前方比亚迪，他没有停下，继续踩油门向前疾驰。

卓锦城路段限速六十，车速冲到一百三四十，车辆越过双黄线，撞上正在等待红灯的长安奔奔，接连刮擦奥拓、蒙迪欧、奇瑞 QQ。

奔奔车内两对夫妻当场失去生命，代玉秀身受重伤，抢救之后保住性命，记忆彻底断裂，将亲生儿子认成哥哥，双腿留下十七处骨折，体内永久留存钢钉。

交警到场采集血样，检测数值达到每百毫升一百三十五点八毫克，远超八十毫克的醉驾认定标准。

核查资料之后，另外一层真相浮出水面，孙伟铭没有取得机动车驾驶证，车辆在当年五月购入，无证驾驶长达半年，违章记录堆积成册。

他在拘留所清醒过来，只记得天色变暗，完全记不起撞击瞬间。

他心里有预判，酒驾肇事属于交通肇事罪，最多七年刑期，熬过去就能重获自由。

一审法庭没有顺着这个思路定罪。

成都中院认定，追尾之后继续高速行驶，逆行闯入对向车道，放任路上不特定人群遭遇死伤，属于间接故意，罪名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2009 年 7 月 23 日，一审判决死刑。

坐在被告席的孙伟铭身体瞬间发软，法警架着他走出法庭，他嘶哑呼喊父母救我。

旁听席响起掌声，很多人主张立刻执行，四条人命的代价，网络舆论里绝大多数声音支持死刑。

案情出现转机，不是法律条文松动，而是一位走到生命尽头的老人。

孙伟铭父亲孙林确诊膀胱癌晚期，为替儿子争取谅解四处奔走磕头。

变卖房产，向所有亲友借钱，加上社会零星捐助，最终将赔偿总额从一百八十万协商到一百万，分三次交付受害家庭。

代玉秀丈夫韩常进曾经情绪失控扇过孙林耳光，之后慢慢心软，这名父亲值得敬重，但谅解不能只用眼泪换取。

受害家属出具谅解文书，写明请求法院结合赔偿与谅解情节考量量刑，谅解不等于撤销指控，更不能免除罪责。

2009 年 9 月 8 日，四川高院二审开庭。

孙伟铭当庭反复鞠躬，情绪崩溃难以言语。

法院维持原有罪名，将死刑改判无期徒刑。

改判逻辑清晰，主观属于间接故意，不存在主动追求死亡结果，没有前科，足额赔付损失，认罪悔罪态度明确，拿到被害人谅解，不属于必须适用死刑的情形。

同一天，最高法将此案列为醉酒驾车犯罪指导案例，明确行为人追尾之后持续冲撞，放任伤亡结果发生，应当按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追责。

孙林没能等到孙伟铭重新做人。

确诊癌症晚期时，医生预估术后生存期仅有数年，2010 年病情全面恶化，全身脏器衰竭离世。

孙伟铭身处监狱，不符合离监探亲条件，没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

他后来在绵阳监狱寄出信件，文字里面写着，那四位逝者永远停留在四十七八岁，自己没有资格过生日。

在我看来，这起案件真正的分量，不在于一家人的悲欢离合，而是击碎整个社会对于酒驾的侥幸心理。

在此之前，绝大多数醉驾肇事案件，都按照交通肇事罪处理，赔钱服刑几年，就能了结。

孙伟铭一案把罪名抬升到危害公共安全的高度，死刑与无期两份判决先后落地，舆论掀起巨大波澜，法律从业者借着这次机会推动制度更新。

二审辩护律师施杰在 2010 年两会提交提案，提议单独增设危险驾驶罪。

2011 年刑法修正案八正式落地，醉驾明确入刑，血液酒精含量超过八十毫克，直接构成刑事犯罪，不再需要等到酿成重大事故才追责。

在我看来，多年之后回头再看，孙伟铭本身算不上天生恶人。

他是一名销售经理，工作勤恳，长期固定资助贫困学生，每月拿出一百元。

一杯烈酒，加上一本从未考取的驾照，将四个家庭连同他自己，一同拖入深渊。

父亲耗尽全部身家，拖着重病身躯换来改判，这份谅解不是洗白，只是给他留下一条赎罪通道。

我认为法律在这起案件里面完成两层使命。

对于遇难者家属，重罪定性给出公道，承认酒驾高速冲撞属于对公共安全的恶意漠视。

对于被告人，无期、足额赔偿、被害人家属谅解组合在一起，保留忏悔和赎罪的空间。

酒驾的代价从来不是一张罚单，方向盘上头脑发热的膨胀，足以撕碎数个家庭往后全部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