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许世友专机在广州白云机场准备就绪，他三次催促起飞，机长却不敢动，最后低声说：司令员，不是不飞，是北京不让飞


1937年，许世友在延安卷入一桩严重的携枪出走事件。
当时，他正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曾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军长。张国焘路线问题受到清算后，一些红四方面军干部担心受到牵连，西路军失败的消息传来，许世友对自己的前途更加悲观，提出回四川打游击。

刘世模、王建安、洪学智等人也参与了商议，准备组织三十余名干部携枪离开延安。
按照计划，各人带着自己的枪，遭到追捕便进行抵抗，行动定在4月4日晚。计划尚未实施，便被保卫机关破获，许世友等人被捕，案件进入司法审理。

这场风波牵涉的不只是许世友个人的去留，三十余名干部准备带着武器离开，甚至预备武装抵抗，已经触及部队组织和军事纪律。许世友当时对张国焘问题的处理有强烈不满，又担心西路军失败后自己没有出路，最终把政治上的疑虑变成了实际行动。

参与抓捕的警卫员严大芳后来回忆，毛主席得知许世友的情况后，同意他带枪前来会面，甚至允许枪膛上弹。

许世友带着枪见到了毛主席，谈话时把枪交给毛主席，离开时又把枪带走。
这次会面没有以缴枪作为前提，毛主席允许他携枪，是对当时这场特殊危机的处理。许世友也一直记着这件事。

到了1976年9月，这支枪又出现在一场特殊的行程中。
9月9日，毛主席逝世，中央通知许世友立即进京。许世友当时担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同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他先安排军区工作，随后与韦国清一同赶往广州白云机场，准备乘专机赴京。
两人登机后，飞机迟迟没有起飞。许世友让秘书询问，机组答复天气不好；过了一阵再问，得到的仍是这个答复。

第三次询问时，机长才说明真正的顾虑：中央有不准带枪进京的指示。
许世友坚持要求拿出正式电报，韦国清也表示支持。机组继续向上请示，电报却没有送来，专机最后还是起飞了。

这时候，机组面对的是两项必须处理的事情。中央已经通知许世友进京，飞机必须完成运输任务；与此同时，机组又接到了不准携枪进京的要求。机长可以驾驶专机，却没有权力自行取消上级指示，也不能随意批准一名高级将领携枪进京。

许世友身为政治局委员和军区司令员，同样不能替机组宣布上级要求无效。
许世友要求看电报，争的是命令的正式依据。他没有拒绝中央召见，也没有答应交出手枪。机组没有强行收枪，许世友也没有放弃赴京，僵持最后以飞机起飞结束。

许世友为什么如此坚持？
女儿华山后来在《父亲》中写到，父亲这次带枪进京，除了多年养成的习惯，也有对当时政治局势的警惕和自我防卫考虑。这支枪是许世友从国民党军官手中缴获的一支美式左轮手枪，他十分珍惜，平日里经常别在腰间。

长期的军旅生活让他习惯了枪不离身，1937年毛主席允许他带枪见面的经历，又使这支枪与他个人经历中的一次特殊信任联系在一起。

不过，1937年的会见许可，并没有成为一条适用于所有场合的携枪规定。
那一次，毛主席允许许世友带枪来谈，是针对当时具体情况作出的安排。1976年，专机机组面对的却是新的上级要求。

许世友记得当年的经历，机组必须处理眼前的指示，两边的立场并不相同。
飞机抵达北京后，许世友参加了毛主席的吊唁活动。他本人两年后写下纪念文章，明确记载1976年9月9日中午从广州乘飞机赶到北京，并回忆自己站在毛主席遗体旁时，难以抑制悲痛，热泪滚滚。

9月10日公布的治丧安排中，许世友和韦国清都列入治丧委员会。9月11日至17日，人民大会堂举行吊唁活动，18日举行追悼大会。9月12日，许世友与韦国清等人站在毛主席遗体旁守灵。
参与吊唁工作的傅学正后来回忆，他曾在休息室见到许世友腰间的手枪。许世友还拍过枪套，向工作人员表示，若有人捣乱，自己不会坐视。

9月13日，《人民日报》刊出了前一天的守灵报道，许世友和韦国清的名字列在毛主席遗体旁边。
从延安到广州，再到北京，许世友身边一直带着那支左轮手枪。

1937年，它曾随着他走进毛主席的办公室；1976年，它又陪着他完成了赴京吊唁的行程。白云机场那架迟迟没有起飞的专机，最终还是把许世友送到了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