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孙伟铭醉驾造成4死1重伤，一审被判死刑。这是中国第一次有人因醉驾被判处死刑。一个多月后，二审改判无期。
这是发生在2009年的事，但恍如昨日。它改变了中国的刑法——醉驾开始入刑。
半年后的南京张明宝案更惨烈，5死4伤，血液酒精含量接近醉酒标准的5倍。
两案共同点都是“肇事后继续冲撞”，这已经不像普通交通事故，而更像对公共安全的持续威胁。
按旧法，这类案件只能放在“交通肇事罪”里处理，而交通肇事罪是过失犯罪。但孙伟铭、张明宝在第一次撞击后已经明确知道自己在危害他人，仍然放任后果扩大，司法上更接近“间接故意”。于是，法院开始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来评价醉驾造成的极端后果。
不过这条路走不远。因为“其他危险方法”边界不清，主观判断空间太大，量刑也难以统一。
更关键的是，如果只有撞死人、撞伤人才能入刑，那么大量没有造成事故却同样危险的醉驾，就始终处在刑法之外。

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增设“危险驾驶罪”：血液酒精含量达到80mg/100ml，只要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即便没有事故，也构成犯罪。刑法的介入点从“结果”前移到“行为”本身，这是预防性刑法思维的典型体现。
效果非常明显。入刑当年，全国酒驾醉驾事故起数下降30.2%，死亡人数下降33.1%；到2020年前后，相关事故和死亡人数较入刑前下降约70%以上。“喝酒不开车”从口号变成社会共识，代驾行业也随之兴起。
回头看，孙伟铭案的一审死刑和二审无期，都带着时代的痛感。法律不是凭空降临的，它常常是在惨案之后，才补上那条本该更早存在的防线。规则进步的背后，是9条生命和无数破碎家庭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