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 年 2 月 10 日刘青山在保定被枪决，弟弟刘恒山遵照其嘱托，将遗体运回安国老家安葬；该案是新中国反腐第一案，组织对后事做了人性化安排。


案卷中有一个数字：171.6272亿元旧币，这是刘青山、张子善案涉及的国家资财总额。
刘青山被处决后，他的两个儿子每人每月由国家供给15元。

父亲受到刑罚，孩子仍被列入供养名单，这两件事同时发生在同一个案件里。
范勇后来回忆，刘青山临刑前交代组织照顾的是三个孩子。弟弟刘恒山把遗体运回安国，是行刑后发生的事。1952年2月11日傍晚，刘恒山赶到保定，取回哥哥的遗体，送回安国县南章村。

1950年至1951年，刘青山、张子善在天津地区任职，把手伸向治河、防汛、救灾和机关生产。
被挪用的款粮包括地方粮款、防汛水利专款、救灾粮款、干部家属救济粮、机场建设款，以及治河民工供应粮；他们还以工程名义骗取银行贷款，勾结商人倒卖钢材，并派人冒充解放军，用救灾款从东北套购木材4000立方米。治河民工的口粮被克扣，救灾物资和救济款被挪作经营资本，灾民生产生活也受到影响。

其中，两人个人贪污挥霍约3.78亿元旧币，倒卖钢材造成国家财产损失21亿元旧币。
公诉书统计的涉案总额还包括盗用、骗取和挪用的款项，不能全部算成两人装进私囊的钱。工程款、救济粮和民工供应粮原本各有用途，挪走一笔，受损的便是相应的工程、救济和民工生活。

地方上并非没有人提出反对。

天津地区副专员李克才曾反对挪用河工粮和违规贷款，也拒绝张子善送钱，并向上级反映问题。
但刘、张控制财务，压制批评，还拉拢干部，地方意见没有及时变成有效制止。李克才也曾顾虑遭到打击，没有把掌握的情况全部说透。

1951年11月，河北省第三次党代表会议召开。
李克才在会上揭发刘、张问题，天津地区其他代表接连补充情况，638名代表参加会议，省委随后组织调查。张子善于11月29日被捕，刘青山于12月2日被捕；12月4日，两人被开除党籍。

12月30日，河北省委公开决议，列举二人利用职权牟利、控制财务和压制批评等问题，也检讨省委领导上发现问题不及时、制止不力的责任。

调查核对了机关生产、河工供应、粮款和银行贷款等账目。1952年1月18日，河北省人民检察署完成公诉书。

河北省委提出死刑意见，华北局讨论过死刑和缓期执行两种方案，中央书记处召开扩大会议研究，并征求党外人士意见。中央决定判处二人死刑，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后执行。

1952年2月10日，河北省人民法院临时法庭在保定举行公审。省委组织部长薛迅代表案件调查处理委员会控告，宝坻县农民孙树林代表灾民控诉。法庭判处刘青山、张子善死刑、立即执行，两人随后被押往东关大校场执行枪决。这起案件是全国“三反”运动开始后揭露出的第一大案。

1949年《共同纲领》第十八条已经规定严惩贪污。
专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到1952年4月才公布，晚于刘、张案的判决。案件处理时，河北省人民法院临时法庭依照当时已有规定和审判程序作出判决。

枪决之后，河北省委安排了四项善后措施：行刑时不打头部，棺木由公费购置并负责收殓安葬，亲属不按反革命家属对待，子女由国家抚养。

两个年长的儿子由国家供养，标准高于一般干部、低于烈士子女；最小的孩子由范勇抚养。
1954年范勇再婚后，1956年两个孩子的供给一度被取消。范勇向省委反映，林铁要求恢复，理由是当初决定供养孩子，并没有规定母亲改嫁便停发。刘恒山则把三个侄儿带在身边，承担日常照料。1961年底，他因生活困难写信给石家庄地委，地委研究后送去100元。

1962年5月30日，石家庄地委组织部写信明确：两个孩子维持原有供给，最小的孩子通过社会救济解决。信中还承认，刘恒山照管孩子已经给自己的生活造成困难，同时国家财政也有压力。

文革期间欠发的补贴，直到1981年才补发998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