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根据地人人敬重的刘嫂子：刘志丹夫人同桂荣

1935年4月，国民党军队占领南梁中心区域，陕甘边区党政军机关向洛河川下寺湾转移。
跟着机关撤走的，除了人员和武器，还有军械所、红军医院和被服厂。

被服厂提前转移，到达下寺湾后继续赶制衣物。部队在移动，修枪、治伤、制衣的工作也跟着移动，哪一处都不能停下来。

南梁的被服生产有一段更早的经历。

1933年，照金薛家寨已经设有红军被服厂，女工多是当地农村妇女和女游击队员。同年，红军攻占张洪镇，缴获十余台缝纫机和大批布匹，补充了被服厂。薛家寨失守后，厂内物资被毁，党政军机关转到南梁，被服生产重新组织起来。

1934年2月，南梁修械所、医院和被服厂相继建立。厂里设备少，场地不固定，布匹主要靠打土豪和战斗缴获，妇女们赶制军衣、被褥、军鞋和军旗。

同桂荣来到南梁时，被服厂已经在运转。她进入这支队伍，源于1934年春的一场家庭变故。
国民党军队抄了刘志丹的家，刘家十余口人被迫躲进山洞。

习仲勋得知后，派人把刘志丹的父亲、妻子和女儿接到南梁。根据地当时粮食、布匹都紧张，刘志丹起初顾虑带家属会增加部队负担。家人安顿下来后，他让同桂荣参加工作，组织附近村庄的妇女为红军做被服。同桂荣于1934年参加革命，很快进了被服厂。

被服厂由马锡五负责厂务和军需，他要筹集布匹、粮食、枪械等物资；高名山受命设计统一军装；同桂荣则组织附近妇女裁剪、缝制军服、军鞋和军旗。

她既要安排人手，也亲自做针线活，战士衣服破了，还要替他们补好。布料紧缺，裁剪剩下的布头也要收集起来，留着补衣服、做鞋底。她还在部队驻地帮炊事员做饭，照料伤病员。

1934年11月7日，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南梁成立，红军举行阅兵。
战士们穿着统一的灰色军装通过检阅。白土布经糜草灰染色，制成八角帽和中山装，帽子上缀着红色五角星。这套军装由高名山设计，被服厂工人和当地妇女共同制作，同桂荣组织的妇女也参加了赶制。

阅兵结束，军服生产并没有停下来。

边区政府工作人员实行供给制，冬天发棉衣，夏天发单衣，被服厂还要承担机关人员的衣物制作。
入冬以后，刘志丹和习仲勋到被服厂查看冬装赶制情况，叮嘱工人把裁剪下来的布头收好，留作补衣和做鞋底。

军装送到部队，日常缝补却没有停。行军翻山，衣服磨破，鞋底开裂，战士就把衣物拿来找同桂荣。她做了荞面饸饹，也会叫饲养员、通信员一起吃；部队宿营时，她常帮炊事员做饭，手边总带着针线包。战士们衣服破了就喊一声刘嫂子，想吃一顿荞面，也会去找她。

这个称呼既有对刘志丹妻子的尊重，也有日常相处形成的亲近。她组织妇女做军需，自己也承担缝补、做饭和照料伤病员的工作。

战士们在行军打仗之外，还有衣服要补、饭要吃、伤病要治，这些事情常常落到她手上。

1935年肃反期间，同桂荣和年幼的女儿也被打入劳改队，刘志丹、习仲勋、马文瑞等人同样遭到逮捕。关押期间，附近群众偷偷给她们送水送饭。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毛主席、周恩来等制止肃反，刘志丹等人获释。

刘志丹于11月7日出狱，同桂荣和女儿也结束了关押生活。

1936年东征期间，刘志丹牺牲。同桂荣继续留在革命队伍。

1937年到延安后，她参加边区妇联和难民工厂工作，组织难民缝制军装。她还帮助缺奶的女同志寻找奶妈，为需要寄养孩子的同志打听可靠人家。她曾两次进入边区党校学习文化和理论。干部和战士奔赴前线，孩子留在后方，抚养和安置成了必须解决的事情。

新中国成立后，同桂荣长期从事幼儿教育，曾任中央组织部托儿所所长，也担任过托儿所、幼儿园的名誉院长和顾问。她亲自带孩子玩耍、制作玩具。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些老干部被抄家、关押，孩子无人照料，她仍把孩子接来照看。那时她自己的工资也被扣发，仍尽量先保证孩子吃饭。

1974年12月17日，她给毛主席写信，反映刘景范被关押多年，身体浮肿、患有肝病，请求尽快让他出来治病。12月21日，毛主席批示建议宣布释放、免予追究，并交汪东兴办理。

1978年，她当选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1999年5月4日，同桂荣在西安逝世。她在南梁被称作刘嫂子，后来由她照料过的孩子又亲切地叫她刘妈妈。那些年，战士们把破衣服送到她手里，孩子们把生活中的难处交给她。

两个称呼，陪伴了她漫长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