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之锋在求情信中提到，自己在羁押期间阅读了超过一百本书，并坚持锻炼身体，律师随后将这两项内容作为正式的求情理由递交给法庭。但按照既定的司法审理逻辑，这些在关押期间展现出的自我改善举动，并不能在宣判时直接换来法官的减刑。

读书锻炼是个人表现，跟案子本身怎么定性是两码事。法庭看的是罪名轻重、情节恶劣程度，不是看你在里面读了几本书。求情信能递上去，说明程序上给了说话的机会，但能不能打动法官是另一回事。

香港国安法案件量刑有硬框框。罪行重大就是重大，最低刑期摆在那，认罪都不一定换得动减刑，更别说读书锻炼这种日常表现。法官判的是行为，不是品行考核。

这种求情理由递上去，更多是走完流程。律师该做的做了，信该写的写了，法庭收不收、认不认，决定权不在信里写得多诚恳。

羁押期间读书锻炼，对自己是好事，但别指望靠这个把刑期读短了。法律算的是账，不是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