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套《元史》，从接到皇命到全书完成，前后用了两个时段，加起来大约331天。

中国历史上一共有二十四部正史，每一部都被视为一代之盛事，哪怕是仓促之作，也要数年。

元史这个速度，放在史学界，到今天都还是个独一无二的记录。

快到这种程度，代价当然不会是零。

这件事得从朱元璋说起。

1368年，明朝刚刚建立，蒙古人还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北边还在打。

按照惯例，推翻前朝之后，新朝要为前朝修史，以示正统传承。

朱元璋下令修元史，总裁官是宋濂和王祎，动员的编修官员加起来大概二三十人。

1369年正月开始，七月就完成了第一稿，用了188天。 因为前期找到的史料不完整，1370年又开了第二轮，从正月写到七月，补了143天。

前后加起来，331天。

编修的主要依据是元朝的"实录"（即历代皇帝的日常起居注和政务记录）以及元朝留下的部分档案文书，这些材料明朝初年还能找到一部分。

但元朝横跨欧亚，蒙古人记录本朝历史的方式和汉族政权差别极大，大量文书用的是蒙古语，或者用八思巴文（元朝创制的一种拼音文字）书写。

这些东西对于宋濂等人来说基本是天书，完全没有能力处理。 他们能用的，只有翻译成汉文的部分，以及汉文的行政文书。

一个明显的后果是，同一个人在书里出现了好几次，名字不一样，故事大同小异，但编修者不知道这是同一个人，于是给他们分别立了传。

蒙古人名字音译成汉字，光是"拔都"这两个字就有好几种写法，当年的译者随手就写，不同段落里各写各的，结果流传下来的文本里，同一个历史人物可能会以三种不同的名字出现。

这种情况在元史里到处都是。清代学者钱大昕花了大量精力去校勘元史，光是发现并记录下来的"同名异人"和"同人异名"错误，就整理成了一本厚厚的专著。

这还只是名字的问题。

元朝历史有一个核心原始文献，叫《蒙古秘史》，记录了成吉思汗家族的兴起和蒙古帝国早期的历史，里面有大量其他来源找不到的第一手叙述。

但这部书是用蒙古语写的，明代官员把它逐字逐句音译成汉字，意思就压根没有翻译，只是用汉字来给蒙古语标音。

也就是说，你看着是一页汉字，但读出来之后，那是一串蒙古语。

想读懂这本书，得先学蒙古语。

这还没完。蒙古帝国鼎盛时期，伊利汗国、察合台汗国、金帐汗国分布在中亚和中东，这些地区留下了大量波斯语文献，记录了当时蒙古统治者的所作所为，细节比汉文史料丰富得多。

要研究忽必烈和他的兄弟们之间的关系，要搞清楚某次大规模西征的来龙去脉，不读波斯语史料根本不行。

拉施特丁（Rashid al-Din）写的那部《史集》，用波斯语写就，对蒙古帝国的记录极为详尽，但直到20世纪才有了完整的俄文和英文译本，中文全译本更晚。

于是，要想严肃地研究元史，光读中文文献还不够，还得懂蒙古文、波斯文，最好再能读一点阿拉伯文和西藏文。

中国史学界能同时掌握这几种语言的学者，今天数一数，不过寥寥数人。

20世纪初，山东学者柯劭忞觉得实在看不下去了，花了将近三十年，重新写了一部《新元史》，补充了大量被元史漏掉或写错的内容。

民国十年（1921年），这部书被列入正史，以至于"二十四史"之说在民国时期变成了"二十五史"。

一朝的历史正史被重修，这在中国史学史上几乎没有先例。

说元史难做，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材料本身是天花乱坠的残局，语言门槛又把大多数人挡在门外，倒腾进去之后，还要面对那331天留下的烂摊子。

有些学者进去了，从此就没再出来，把一辈子的精力全消磨在了蒙古人名字的对应关系上。

参考来源：
① 柯劭忞：《新元史》，民国国史馆出版，1921年（收入《二十五史》）
② 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
③ 蒙古族研究院编：《蒙古秘史》汉语注释本，内蒙古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