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我爸去泰国做生意,就再也没回来。我妈等了他一辈子。28年后,一个泰国男孩找到我,他说是我同父异母的弟弟,还带来一个让我震惊的消息:我爸根本不是去做生意,而是去执行一项秘密任务。
我那年36岁,在县城开了家小五金店,妻子在店里帮我照看生意,儿子刚上小学。那天上午我正蹲在地上给顾客配螺丝,门口停了辆黑色的轿车,下来两个穿深色衣服的人,身后跟着个二十出头的泰国男孩。
男孩皮肤偏黑,眼睛和我爸有几分像,他用不太流利的普通话问我:“请问是林建国的儿子吗?”
我手里的螺丝刀差点掉在地上。我爸的名字已经很多年没人当着我的面提起了。
我把他们让进店里,给他们倒了水。男孩从包里拿出一个旧相册,翻开第一页,是我爸年轻时的照片,和家里相框里那张一模一样。第二页是我爸和一个泰国女人的合影,身边站着这个男孩。
“我叫阿南,”男孩说,“这是我妈妈,她说你爸爸是她见过最守信用的人。”
我盯着照片看了半天,心里乱成一团。我妈今年68岁,从28岁等到现在,这辈子没再嫁,逢年过节还多摆一副碗筷。要是让她知道我爸在国外还有个家,她该怎么想?
我没敢当场表态,说要想想。阿南也不急,说他住在县城的宾馆里,等我消息。
他们走后,我关了店门,坐在里屋抽了半包烟。妻子过来问怎么回事,我犹豫了半天,还是把事情说了。妻子听完半天没说话,过了会儿才问:“你打算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我说,“先别告诉我妈,她身体不好。”
晚上我回到家,我妈正坐在沙发上织毛衣,客厅墙上挂着我爸的黑白照片。我妈抬头看我一眼:“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晚?”
“店里事多。”我尽量让语气自然。
我妈放下毛线,从柜子里拿出一个布包,一层层打开,里面是一叠汇款单,最早的一张是1979年的,最晚的一张是1992年的。“你爸走的第二年,就开始往家寄钱,后来慢慢少了,最后一笔是1992年,之后就没信了。”
我妈用袖口擦了擦照片框:“我总觉得他还活着,就是身不由己。”
我鼻子一酸,赶紧低头喝水。
第二天,我去宾馆找阿南。我问他,我爸执行的是什么秘密任务。
阿南摇头:“我妈也不知道,只知道他经常半夜出去,有时一走就是十几天,回来就受伤。1993年那次走了之后,再也没回来。”
他又从包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里面是一枚旧肩章和一张纸条。纸条上是我爸的字,写着:“若我不归,替我照顾好她们母女。”
“这是我爸留的?”我问。
阿南点头:“我妈说,你爸走之前把这个寄存在邻居家,说如果他三个月没回来,就把这个交给她。”
我捏着那枚肩章,突然想起小时候我爸教我写毛笔字,他写得一手好字,我妈总说他字写得比人好看。
我把阿南带回家,没敢直接说是弟弟,只说是父亲的旧识。我妈给阿南倒了茶,盯着他看了很久,突然问:“你耳朵后面是不是有颗痣?”
阿南愣了一下,点头。
我妈手一抖,茶杯放在桌上,发出很轻的一声。她站起身,慢慢走到阳台,背对着我们站了很久。
那天晚上,我妈把我叫到她房间,从床底下拖出一个木箱子。箱子里是我爸的旧衣服,还有几本笔记本。我翻开笔记本,前面是生意上的流水账,后面几页写的是一些地名和数字,还有几句我看不懂的话。
“你爸走之前,把这个箱子交给我,说万一他不回来,就烧掉。”我妈坐在床边,声音很轻,“我没烧,我总想着,万一哪天他回来要呢。”
我握住我妈的手,她的手很凉。“妈,对不起。”
我妈摇摇头:“我等了他一辈子,不是等他回来,是等他一个交代。现在好了,至少知道他不是故意丢下我们。”
我把我爸的笔记本和阿南带来的东西放在一起,花了半个月时间,大概拼出了一些事情。我爸当年不是普通商人,他确实和一些特殊任务有关,去泰国之后就断了和家里的直接联系,只能通过中间人寄钱。后来任务出了变故,他没能回来。
阿南在县城住了一个月,每天来看我妈几次,帮着买菜、搬东西。我妈话不多,但每次阿南来,都会多煮一碗粥。
阿南要回泰国前一天,我妈把他叫到跟前,从手腕上摘下一只银镯子,套在他手上。“这是你爸当年给我的,现在给你,算是个念想。”
阿南没说话,跪在地上给我妈磕了个头。
送走阿南那天,我站在车站,看着车开走。我妈站在我身边,手里攥着那叠旧汇款单。
“以后他要是回来,还认得家门不?”我妈问。
“认得,”我说,“我把地址给他了。”
我妈点点头,没再说话。
回去的路上,我一直在想,我爸这一辈子,到底背负了多少事。他不是不想回家,是回不来。我妈等了一辈子,等的不是团圆,是心里那点念想能落地。
换成是你,知道父亲在国外还有一个家,你会选择认下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弟弟吗?
1979年,我爸去泰国做生意,就再也没回来。我妈等了他一辈子。28年后,一个泰国男孩找到我,他说是我同父异母的弟弟,还带来一个让我震惊的消息:我爸根本不是去做生意,而是去执行一项秘密任务。 我那年36岁,在县城开了家小五金店,妻子在店里帮我照看生意,儿子刚上小学。那天上午我正蹲在地上给顾客配螺丝,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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