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 年 7 月，周恩来在延安坠马摔伤右臂，粉碎性骨折复位失败。随后赴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医院治疗，因急于回国工作选择保守疗法，右臂留下终身残疾。

1939年10月13日，莫斯科。周恩来给邓颖超写信，提到右手写字已经恢复得不错，可吃饭、穿衣、拿东西仍然困难。右手能写字，却还不能顺利完成日常动作。

三个月前，他在延安坠马，右臂肱骨下端粉碎性骨折。
伤后经过包扎、固定和治疗，断骨错位愈合，肘关节逐渐僵硬。到了莫斯科，伤臂已经不能按新鲜骨折的办法处理。

苏联医生会诊后提出两种办法：一种重新处理骨折部位、重新接骨，可能需要两次手术，治疗时间较长；另一种不再大规模重新接骨，主要通过牵伸和康复训练改善关节活动，疗程相对短，恢复程度却有限。医生更倾向于第一种。

不过，重新接骨也不能保证手臂恢复如初，只是预期效果较好；第二种方案耗时较短，代价则是关节活动范围有限。

周恩来选择了第二种。

国内工作需要他尽早回去，他不愿长期留在国外治疗。

9月19日，医生为他做了小手术，切除一小块突出的骨片；9月25日拆线后，按摩、烤电、运动和浴疗接续进行。康复时，医生有时先注射麻药，再把他的胳膊按到一定角度固定；麻药失效后，疼痛仍会回来。

这条右臂最初在延安接受治疗。1939年7月10日，周恩来坠马受伤，延安的医生先作包扎和固定，印度援华医疗队的巴苏也参与诊治。

巴苏的日记记下，周恩来一度改用左手写字。
右臂吊着夹板，他仍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新四军和东南地区党的工作，并作关于两年抗战、国共关系和近期任务的报告。

8月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请求派飞机把周恩来接到莫斯科，或者把骨科专家、外科医生和手术设备送到延安。8月11日，季米特洛夫答复同意周恩来赴苏治疗，并安排医生前往延安接应。到8月中旬，X光检查显示右肘附近的肱骨下端粉碎，断骨已经错位愈合，右臂固定弯曲，不能伸展。

8月27日，周恩来在邓颖超陪同下离开延安，辗转兰州、迪化，9月14日抵达莫斯科，直接住进克里姆林宫医院。

赴苏路上，他还听取邓发、陈潭秋关于新疆工作的汇报。

到莫斯科后，七八名苏联专家参与会诊。重新接骨需要更长时间，较短的方案则要接受活动范围受限的结果。

10月8日，季米特洛夫向中共中央通报手术后的情况：伤口愈合良好，手臂活动有所改善，但不可能完全恢复。10月13日，周恩来在给邓颖超的信中还提到，动作时怕疼会拖慢恢复，他准备多做关节弯曲练习。

在莫斯科的五个多月里，治疗和工作同时进行。1939年12月29日，周恩来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提交《中国问题备忘录》，约5.5万字、116页，分为中日战争新阶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党的工作与八路军新四军工作、党的七大准备四个部分。

报告还谈到七大代表选举、会议议程、修改党章和中央领导机关选举等具体安排，并分析了抗战相持阶段的局势、国共合作中的矛盾以及敌后军队和根据地的工作。

1940年1月17日至19日，他又向共产国际作口头报告。
3月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根据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报告，通过决议，赞同中共领导层为七大拟定的基本方针。

周恩来没有在小手术后立即回国。1940年2月25日，他离开莫斯科，3月26日回到延安。此时，他已经接受手术和数月康复，右臂仍不能恢复正常伸屈。此后他继续锻炼伤臂，手部可以活动，右肘却始终留有明显障碍。

周恩来选择较短疗程，放弃了重新接骨争取更大活动范围的机会，却仍接受了数月治疗。
延安阶段的错位愈合，限制了后续恢复的可能；莫斯科的手术和康复改善了手部活动，却没能恢复肘关节原有功能。

1940年3月，他带着一条无法完全伸直的右臂回到延安，此后的岁月里，这条伤臂一直伴随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