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 年经济困难时期，邓子恢主张用包产到户的办法恢复农业生产。
在谈话中，毛泽东提出自己的顾虑：包产到户搞了几千年，还要搞吗？如果搞包产到户，不用几年就有人雇工、讨小老婆。

1962年7月11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的邓子恢，在中央党校作《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他谈到生产队里一种常见现象：队长一吹号，二三十人挤在一块田里锄草，地界不清，分工不明，干得好坏也难以验收。

邓子恢提出，生产队可以包产，作业组可以包工，锄草、施肥、看水等田间管理可以包到户，犁田、耙田等大活仍由集体组织。这套安排把生产队、作业组和农户分在不同层级，各自承担不同责任。

农业生产靠精耕细作，田间活计粗放不得。
一块田由谁管理，做到什么程度，收成怎样计算，都需要明确责任。邓子恢看到的麻烦，是集体劳动中出工的人不少，真正对劳动质量负责的人却不够明确。

这项主张还有一段来历。邓子恢在报告中提到，1957年曾有过产包到队、工包到组、田间管理包到户的安排，1958年以后取消，后来一些地方又恢复。农户接手的是田间管理责任，土地和主要生产仍由集体掌握。

早在同年5月24日，邓子恢就向中央提交了《关于当前农村人民公社若干政策问题的意见》。
他要求清理1958年以来机关、企业、部队、学校占用的社队土地，归还原有集体；队与队之间被平调的土地，也要重新厘清。

土地归属不稳，生产队就难以长期安排生产。
农民种地也有自己的打算，积肥、修整土地、种植果树，都需要投入时间。如果今天分给这个队，明天又调整给另一个队，谁还愿意花力气做长期投入？

粮食分配同样需要调整。只按人口分粮，劳动多少体现不出来；完全按工分分配，老人、病人、五保户和军烈属又可能缺少保障。邓子恢提出基本口粮、劳动粮和照顾粮相结合，同时批评基层干部补贴工分过多、多吃多占。

他要处理的，是集体经济内部土地、劳动和收益之间的关系。
生产归集体，劳动者也应当有明确的生产责任，不能让认真干活的人和敷衍了事的人拿到差不多的报酬。

安徽的责任田给了他现实依据。1961年3月，安徽省委决定试行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田间管理办法。到当年秋末，全省85.4%的生产队实行了这一做法。

毛主席起初并不反对试验。1961年春，他听取曾希圣介绍安徽的责任田设想，表示可以试一试。7月听取具体情况汇报时，也表示如果确有好处，可以多搞一些。

到了同年12月，他改变了态度，认为既然已经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就不应再搞责任田。

1962年7月17日，邓子恢再次向毛主席介绍安徽当涂、宿县的责任田。
他提出五项统一：主要生产、生产计划、劳动力、分配和上缴任务仍由集体掌握，农户承担具体田间生产责任。

毛主席听完没有当场表态，只要求邓子恢把报告和符离集区委的送来。
邓子恢之子邓淮生后来回忆，毛主席当面反问：“包产到户搞了几千年，还要搞吗？如果搞包产到户，不用几年就有人雇工、讨小老婆。”

毛主席考虑的是另一种可能。农户家庭人口、劳动力、牲畜和生产条件不同，长期按照家庭经营成果分配，收入差距可能逐渐拉大。富裕户积累资源后可以雇工、买地，贫困户却可能因为缺少生产而失去经营能力。

8月9日，毛主席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上，又把单干与阶级分化联系起来，谈到干部多占、放高利贷、买地，以及贫困户破产。他担心的已经不只是田间管理由谁负责，还包括家庭经营扩大以后，农村原有的经济关系会发生什么变化。

邓子恢相信，生产队掌握土地所有权、生产计划和收益分配权，就能够把农户经营责任控制在集体经济内部。毛主席则担心，家庭之间的经营差距一旦拉开，集体掌握的制度边界未必能够长期维持。

8月6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公开批评单干风；8月12日，又在批示中严厉批评邓子恢的农村政策主张。9月八届十中全会继续批判包产到户，安徽责任田没有成为当时中央认可的全国性政策。

1982年，中共中央文件把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列为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形式，同时明确土地仍属集体，农户与集体保持承包关系，水利、大型农机具和困难户保障等公共事务仍由集体承担。农户分户经营、自负盈亏，集体继续承担公共事务的管理责任。

当年邓子恢试图解决的那道难题，后来有了新的制度安排：土地归集体，生产经营责任可以落实到农户。